第二十章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 (第3/5页)

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少奇指摘**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④治作风露出真相时，**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一生事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

    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夹rou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没有白费。虽说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也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水艇夹rou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④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流通，雇用外界人士为经理，又构成交网通信和保险事业，无不需要信用，而信用需要法律保障才可能形成系统。中国传统政府无此技术能力，也不愿放弃其道德上的着眼为“为富不仁”的商人打算。所以，仅由它拒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就可以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了。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别所在。中国农村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