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舂秋汪精卫_第08章祸溯从头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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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8章祸溯从头 (第3/3页)

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此分道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必须卧床休息,便在病榻前面,接见汪精卫。

    慰问了病况以后,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长于词令见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冷场的局面,当然是有一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却是神智湛明;见此光景,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喝一大口,舒口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将来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

    汪精卫默默不答;敷衍了一会,告辞离去;他已知道蒋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与日本谈和的话,不必再提。但日本方面积极”引诱”的手段,终不免使他”春心荡漾”了。

    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亦就是”芦沟桥事变”将届周年的前两天,近卫销假视事;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与近卫及板垣会谈。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保证函;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结果改由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这条路线,还是表面的;另外有条秘密路线,由石原亲自领导,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阁前的4月间,便跟汪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一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赤裸裸地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合作”计划。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头巾气”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

    当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也就是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以蒋委员长为对手,谈成”中日和平”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另一方面发觉高宗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想法,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影响蒋委员长,改变政策,愿意谈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未经政府许可,秘密赴日,但回国以后,整理出《东渡日记》、《在东会谈纪录》、《个人观感》3个文件,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并特别陈明:“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在日本军部看来,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因为跟汪精卫的秘密交涉,蒋委员长都会知道;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同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路线的原则。

    由于对这条秘密路线,深具用心,因而以统制派为主的对华事变扩大派,采取了两项重大行动:对外是加速进行对武汉的攻击,由东久迩稳彦中将的第二军,及冈村宁次的第一军,配合海军第三舰队,分两路进攻,水路十一军自安徽入江西,在九江突击登陆;陆路由第二军自大别山北侧,直指汉口。

    对内,则是展开倒宇垣运动;主要的手段是要来设置”对支院”统一处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换句话说,是陆军要从外务省中夺取对中国部分的职权。

    这是个老问题。外交职权之被分割,是一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宇垣的前任广田弘毅,就因为这个问题之不能解决而挂冠求去;宇垣被邀入阁时,所提的4项条件,第二项”对华外交一元化”亦即为针对此问题而发。现在陆军旧事重提,而且态度坚决,明明是反对”宇垣工作”的强烈表示;宇垣作了一些让步,提出”对支院”的职权只限于日军占领地区,但陆军坚持如故,近卫亦有屈服在军部压力之下的明显趋向。这一来,宇垣就不能不辞职;平时为9月29日。

    两天以后,日本阁议通过设立”对支院”;后来改名”兴亚院”直属于首相,兼任总裁,而实权cao诸”总务长官”直接受军部的指挥。第一任总务长官是统制派的要角,指挥金山卫登陆的柳岭平助中将。

    由宇垣的垮台,明白表示日本陆军决意贯彻今井——梅思平——陈璧君之间的那条”秘密路线”;三星期以后,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告诉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先生脱离重庆,别组新政府,谈判和平条件。”于是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密议;由于武汉恰好在此时沦陷,所以议而不决。但最后是由陈璧君作了决定,接受日本的意向。于是对华阴谋的”秘密”、”公开”两条路线合流了。11月初,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倘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参加东亚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修正了第一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为汪精卫得以发起”和平运动”的起藉。

    很快地汪精卫表示”应该根据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方开始和平谈判”

    事实上秘密会谈已经开始,代表秘密路线的是今井和梅思平;代表公开路线的是影佐和高宗武。会谈的地点是上海虹口公园附近,后来成为土肥原住宅的”重光堂”;日子是11月19、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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