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东京末粉墨舂秋汪精卫 (第4/4页)

最后称之为”叛乱部队”平时为2月28日，陆军用”天皇命令”著官兵归队；”叛乱部队”并无反应，到了第二天清晨，东京警备司令番椎中将广播，将采取镇压，但愿意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同时用飞机散传单及无线电喊话的方式，一遍一遍催促。僵持到下午2时，叛军终于放下武器，负责领导的军官，至陆相官邸，自首就缚。

    4天之后，奉敕为特别组织的军事法庭，判处村中，矶部等15人死刑，一审终结，旋即执行。真崎甚三郎虽未牵涉在内，但皇道派是整个完蛋了。

    为皇道派”殉葬”的是冈田启介内阁。皇道派反对政党内阁，所以此派一垮，虽未完全恢复政党政治，但文人已可组阁；先属意于近卫，以健康不胜，恳辞不就；因而”大命”降于冈田内阁的外相广田弘毅。

    出人意料的是，皇道派虽垮，而统制派之干预内阁，较之皇道派变本而加厉。寺内寿一大将为军部推荐为陆相后，立即偕统制派主干，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到组阁本部，宣读一项文件，表达军部的希望是：“肃军自属急务，惟望政治家亦应自肃自戒以协力。”接着，由寺内提示条件，在广田预定的阁僚中，有5个人遭到反对，包括牧野伸显的女婿吉田茂；以及有日本”飞机大王”之称的中岛知久平等。

    因为平时统制派已决定与纳粹德国相勾结，隐隐就已走上反英美的路线，而吉田茂是有名的英美派；中岛则与美国工业家有密切关系之故。

    广田屈服在军部的压力之下，两大政党”政友会”、”民政党”各限二人入阁，而且不占大藏、外务、内务等重要职位。

    此外，又修订了内阁官制，陆相、海相仍限于在现役将官中任命；也就是推翻了大正二年山本内阁的一次大改革。自此以后，内阁的命脉便掌握在军部手中；倘或不同意首相的人选，可用拒绝推荐海陆相的手段作为抵制，组阁者即无法就预备役中去物色人选；同样地，如果要倒阁，授意海相或陆相辞职，然后拒绝推荐继任人选，亦可逼垮内阁。

    对于皇道派来说，除非放弃本身的主张投向统制派，就永远不能再期望担任陆相及其他重要军职。因为陆相既非现役将官莫属，即非内阁中”现役之长官”推荐不可，这样统制派就一直可以把持陆相的位置，永不许皇道派染指。

    为统制派的理论逐渐形成；日本陆军倾向与纳粹合作的迹象，日渐明显之际，东京有好些比较具有民主思想的政坛巨头，惄然心忧，其中之一就是近卫文麿。

    身材颀长，风度翩翩，可与英国外相艾登媲美的近卫，是日本除了皇室以外，第一号的贵族。”五一五事件”以后，他一直在镰仓新建的别墅中养病，平时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亦因高血压，在附近的长谷修养；蒋作宾的秘书丁绍仞，跟近卫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同学，以此渊源，常相过从，每个月至少有一次，留宿于镰仓山中近卫的别墅，促膝长谈，对于统制派的渐渐得势，同感忧虑。

    因为皇道派为荒木大将，小畑中将都在帝俄时代当过驻俄武官，目击苏联革命的经过，对于共产主义的活动，格外关心，视积极警戒日本赤化为最大的任务，所以对内标榜”防止赤化、维护国体”以振兴日本主义及武士道精神为思想中心，对外则全力防苏，凡进兵中国，以及海军的南进政策等等，都表示反对。而统制派则恰好相反，一意主张对外扩张，有所谓”中国派”以侵华为目标；有”南方派”提倡向东南亚发展。对于苏联希望彼此妥协；所持的是消极的态度。

    于是，有一天蒋作宾正式提议，日本应与蒋委员长携手，彻底解决中日问题。他说：

    “日本军阀一向利用中国军阀，相互牵制；自以为以华制华，阻挠中国统一是最聪明的办法；其实大错特错。

    “事实证明，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经走上统一之途了。因此，日本对中国问题，应以国民党为中心来考虑；向来日本专门打击国民党的政策，是根本错误。倘或继续不变，中国的容忍有其限度；超过此一限度的后果，严重异常。”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严重到中日两国同归于尽；其实是日本自取灭亡——但说得太率直，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于事无补，所以用”同归于尽”的说法。

    蒋作宾的分析是：一到中国无法容忍时，将不惜一切，起而抗战。日本军阀打算以武力征服中国，是对中国毫无认识的梦想。中国的战略思想家看得很清楚，日军不来则已；一来先拖住了再说。因为日本劳师远征，利于速决，如果以”空间换取时间”旷日持久，一方面日本吃不消，另一方面英美一定会帮助中国，因此扩大而为世界大战，中日两国”同归于尽”亚洲将为英美所支配。

    蒋作宾的这番分析与建议，自然是事先获得政府许可的，由于理论的本身说服力很强，近卫表示衷心赞同。蒋作宾又跟一向支持中国革命的头山满、秋山定辅谈过，大致亦表示赞成。因此，一项《中日和平草案》，渐次成形；蒋作宾在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夏天，专程回国，在重庆谒见正在指挥西南”剿匪”军事的蒋委员长；所谓为了整个亚洲和平着想，与日本的政治家合作，阻遏军阀的横行，中国政府决作一次最大的让步；对于东北问题，暂置不问。

    于是丁绍仞携着包括4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谋求中日长期合作的方案，遄返日本，一到东京却驱车访晤正在轻井避暑的近卫。南定的步骤是，由中国大使馆将此案提出于日本政府；近卫从旁协助，克底于成。

    当时的外相是广田弘毅，他跟他的外务省同僚，亦都赞成这个方案；但几天以后近卫去催问结果时，广田告诉他，军部反对此案；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伪组织。这是怎么样也办不到的事。近卫大为失望，丁绍仞亦复如此；不过他并未死心，向近卫辞行时，作了约定，如果日本方面愿意根据此一方案重开谈判时，可派联络人员到中国。同时也提出了两个已经征得同意的联络人，一老一少，年长的是秋山定辅；年轻的是中山先生老友，”三十三年落花梦”作者”白狼滔天”家的第二代吕崎龙介。

    及至1937年近卫组阁，不及一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事先不但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一无所闻，就是陆军省对整个情况亦不甚了解。派遣在中国的陆军将领，不但早已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必然之理；甚至以为军部的命令亦可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