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放飞的手 (第4/4页)

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

    就熟之感。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止是“一点点”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进入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头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

    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道缝纫社去合成。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里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气，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她坚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