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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关于美美的只言片语 (第1/3页)
第五章 关于美美的只言片语 文/曲江涛 小齐 作为一个电视行业的雇佣军,流狼在京数年,整日东奔西走,零打碎敲地干些无聊无趣又无钱的散活,突然有美国人找我拍摄一部关于中国艾滋病调查的长纪录片,当时看来价格不菲。虽然心有惴惴,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接了下来。 艾滋病的传播方式有三种,性传播便是其中之一,而男同性恋之间的风险最大。于是,拍摄这个完全陌生甚至神秘的群体,就成了我那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内容。 东单公园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同志聚集地,所以我首先来到这里。男厕所门口,三个二十来岁的打扮入时的小伙子正在调笑打闹。见到我过来,马上不再做声,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目送我进去。 进到里面,我很快逡巡了一遍,发现这里和所有北京简陋的男厕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几乎所有空白的地方都有留言,内容大多是些很露骨的交友信息,电话QQ号码,以及真情告白之类。各种笔迹各种颜色,图文并茂,画风或拙朴或细腻,但无一例外的是,都有披头散发剑拔弩张的男根造型。听到有人进来,我赶紧假装完事走人,手在裤兜里暗暗攥紧了打开的瑞士军刀。毕竟,新闻上也有过关于同性强暴抢劫的报道… 山包的亭子里,我见到了小齐。 小齐是一个身材矮小,面色潮红的乡下小伙子。衣着单薄破旧,不同的是,他在中长的外衣上缀了一些金属的链子和纽扣,让他多多少少有了点新潮的气息。几句攀谈之后,他承认了自己是同志,并很直接地问我:"你住哪里?我能跟你回家吗?不要钱。" 有些猝不及防,我明确地拒绝,并说明来意:想拍摄关于他的纪录片。他有些犹疑,我告诉他,片子不会在国内放映,每拍摄一次会有两百块的报酬。他很激动地答应了。 又有两个男子加入我们的谈话,我趁热打铁地也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一个拒绝,另一个则要走了我的手机号码,说想明白了会通知我。 这个要走我手机号码的男子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日子里频繁地发短信sao扰我,rou麻下流。大怒之下我威胁报警,他才销声匿迹。 在后来的拍摄中我得知,小齐来自山东农村,来北京是因为在家乡不被理解,想在这里找到知己。他已经28岁了,离婚,有一个8岁的儿子,两年前随前妻改嫁走了。谈到如何成为同志时,他说是在三年前父亲去世后突然发现自己非常渴望父爱,于是开始了寻找"父爱"的征程。 他来北京还不到一年,大部分时间是睡在地下通道和火车站。饿极了会来东单公园找嫖客卖身。有时有钱有时仅仅是吃顿饱饭。曾经有个老头包养过他二十多天,管吃住还给他买过一条裤子。尽管老头有点变态经常咬伤他,但他认为这已经是来北京后最幸福的日子了。后来,老头突然不见了,他被房东赶了出来。 在顺义的一个镇上,小齐找到了新的工作,同性酒吧的服务员兼表演嘉宾。每天八个包子是他的伙食,睡在酒吧里。老板的盘剥不仅仅是工钱,还有他陪酒卖身的收入。问他为什么不离开,他说他喜欢这里的气氛,特别是老板会经常安排他表演跳舞。 我看了小齐的节目,无非就是穿上肚兜涂脂抹粉扭来扭去,毫无节奏与美感可言,但他很自信。尤其是我在拍摄他的时候,他跟别人介绍说是在拍电影,他是主演。 拍摄很快结束了,他用我们给他的酬劳买了部手机,并要了我的号码,他说这样就会有更多认识同志的机会。 我劝他回家去,在外闯荡并不适合他,或许村里就有同志。他思考了很久之后突然说出了好几个村里人的名字,说这些人十有八九是同性恋,可以回村交往。我在火车站帮他买了回老家的车票,又给了他几百块钱。 两天后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希望我再来拍他,因为他又没钱了。原来他那天在车站的厕所里根据留下的号码约见了一个同志,退票后在小旅馆被对方将钱偷了个精光。 我申请了经费后再次买票,亲自将他送上回乡的火车。 一个月后我在安徽出差时开始连续多日接到莫名其妙的电话,全是找小齐的!对方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到我的手机上,全是来自同志的问候,好几个人在问答之间都对我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 我勃然大怒,拨打小齐的电话总是忙音,发短信息又不回,只能根据小齐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他的家。 小齐还是当初在北京时的装扮,见到我们的到来极其兴奋,不停地向村里人介绍我们来自北京,是来拍他电影的。我强压怒火要过他的手机翻看,发现他居然将来电转接到了我的手机上!更改设置后我警告他再也不要联系我,然后准备离开。这时他提出想去看孩子,希望我们能送他去。看到他重新涂脂抹粉地出现在车上时,我立刻后悔答应了他。 不是很远的一个村子,小齐来到前妻家后激动地下车,抱住正在玩耍的儿子放声大哭,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给他。孩子不知所措的时候,高大的前妻出来了,不由分说地开始推打小齐。 小齐哭喊着说只是想看看儿子。前妻又过去打儿子,儿子哭着将玩具丢在小齐脸上。三人哭闹成一团。村民开始围聚过来,将我们包围。有两个男人开始抽小齐的耳光。很快村民中就开始传播我们是帮助小齐来抢孩子的谣言。于是,车被砸,人被打,我们成了众人的靶子,混乱中我看到小齐站在角落里满脸尘土,目光呆滞。 在姗姗来迟的警察的调解下,直至半夜我们才得以赔款脱身。 我再也没有见过小齐。 后来他又给我发过两次短信,说是又来北京了,想让我去拍他。我没有回。后来手机丢失一些号码永远也找不回来了,每年过节的时候,我总能收到数条不知是谁的短信,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他。 老杨 老杨在南城胡同的一家同志酒吧上班,憨厚敦实,皮肤黝黑。注意到他是因为在五六个表演舞蹈的同志中,他是岁数最大的一个。在签订授权书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身份证,他已经61岁了。 他们表演的有小品和类似秧歌的欢庆舞蹈,大家都穿着肚兜,画着脸蛋,手持红绸满场飞奔。老杨很卖力,汗流满面但始终微笑,除了动作僵硬笨拙之外,他还老出错,常常引得底下嘘声一片。 在狭窄脏乱的集体宿舍里,老杨往往是在大家的挤兑挖苦中不停地道歉,陪着笑脸,帮大家出去买东西跑腿,并主动承担了大部分清扫酒吧的任务。闲暇时,他会虚心请教舍友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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