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5/16页)

手，因为老生象征老头，小生象征青年。那么列宁是老头还是青年？他并非青年，这点司猗纹可以肯定；老头？让一个革命领袖做老态龙钟状，让革命充满暮气，那当然也有损于领袖的形象。但司猗纹终于又给了达先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聪明。

    “那蹦蹦儿压根儿不分老生、小生，是男的都一个调门儿。”她说。

    司猗纹对达先生的问题一个个做着回答，一个个作着驳斥。但今天她对他的问题并不十分热情，在回答之中或许还常显出几分不耐烦。因为一方面达先生的问题云山雾罩，此外她一直在想，《列宁在十月》编成评剧就不如编成京剧。京剧舞台上出现了列宁，必然会有列宁夫人，那时响勺也就有了新节目。列宁夫人由谁唱？莫非还能找出第二个人？从前她演一次阿庆嫂再演也是个开茶馆的，柯湘则不过是位无名英雄。你描眉打鬓地在舞台上张牙舞爪，一卸妆你还是你自己。即使你再借此要挟罗大妈置办行头，过后你还得捅炉子、煮枣。演一次革命导师夫人那就非同一般了，司猗纹不懂运用自我感觉来形容自己，可真要演一回列宁夫人，她的自我感觉一定会变得十分十分良好。她听说前几年“北影”养着一位专演毛主席的演员，那演员出门汽车接送，在街上一露面群众就围起来喊“毛主席万岁”后来那演员为了躲避这场面，出门时就戴一副大墨镜，把自己做一下遮挡。司猗纹想：演一回革命导师夫人，虽然别人不一定会认出你来喊“万岁”可也必得戴一副大墨镜了。你自己先得将自己做一番遮掩，人有了一举两得的遮掩才最够味儿：这是掩护，也是常人不可有的装饰。眼下普通人谁敢戴副大墨镜？

    司猗纹想得合理想得高兴，她决定从列宁登上戏曲舞台来和达先生探讨一番让列宁与夫人唱京剧的合理性。就好像一出《列宁在十月》已经摆在他们面前，目前是磋商关于重要唱段的设计。刚才她打心里贬他只懂他那杆胡琴，可真的探讨起京剧唱腔，她还得请教于达先生。

    司猗纹又在达先生茶杯里加些水。水加进去，沉下去的茶叶泛上来，杯里的颜色比第一杯还浓重。达先生双手扶住茶杯，做了一个欠身状。司猗纹也为自己加进第二杯水。

    “说实的，”司猗纹说“刚才您说的列宁上台唱蹦蹦儿我倒没在意，我想了半天，列宁的戏应该用京剧演。您说哪？”她一边彻底否定着达先生信息的荒唐，一边又对达先生显出些敬意。

    “哎！”达先生像大觉大悟一样扔掉牙签，双手一拍“您说我怎么就没想出来。”

    “您说江青同志为什么单拿京剧作样板？”司猗纹反问道。

    “哎！”达先生又用“哎”来回答司猗纹的反问，这“哎”当然又是一个大觉大悟。达先生既已大觉大悟，就应该正面地全面地详尽地回答司猗纹的发问，然而他还是决定把正面、全面、详尽的回答让给司猗纹。

    “您猜怎么着？”司猗纹说“我琢磨过。您想，最适合表现革命英雄人物的就是京剧：行当全，生、旦、净、末、丑；唱腔多，要刚有刚，要柔有柔。要不江青同志为什么单拿京剧发展样板戏呢？”司猗纹抢先占了个正面、全面和详尽。

    “哎。”达先生说“要不人家江青同志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卫兵呢。”——达先生不能光“哎”

    “人那是自谦。”

    “是自谦。”

    “那您还张口评剧、闭口评剧的，说得我都犯困。”

    “我仿佛听同院儿说的。”

    “各有所好，先前天桥那几个小园子不是也没空过？”

    “咳，连叫街的都有人听。”

    “哎，所以列宁就应该由京剧演。”司猗纹也用了个“哎”煞住话题，端起茶杯。

    达先生见司猗纹喝茶端杯，自己也端杯喝茶。司猗纹放下茶杯，达先生也把茶杯放下。

    “我倒有个问题向您请教。”司猗纹说。

    “看您说哪儿去。”达先生说。

    “您说，这出戏的唱腔是大改合适还是小改合适？《红灯记》是小改，一唱就上口；《海港》《娘子军》就是大改。倒也不错，可仔细听，味儿差点。”

    “依我看，列宁的戏，唱腔不宜大改，像列宁在办公室接待那个孤儿小孩…”

    “娜达莎。”

    “对，娜达莎。接待娜达莎之前那时刻，就得来段纯正的西皮原板，像《坐宫》杨四郎的‘我好比’那段。平稳、深沉，符合列宁那个时刻的心情。”

    “照您说列宁也得打那么多比方：‘我好比笼中鸟，我好比浅水龙’…”

    “那倒不必，我是打这么个比方。可他起码得唱出夺权之前那种…心中虽千头万绪，表面又镇定自若。哎，您听。”

    达先生思忖片刻终于想出了列宁的两句唱词，他唱道：

    “为起义，使得我昼夜难眠，

    我作为革命的领头人难得合眼。

    我好比…”

    “您这不行，啊。”司猗纹打断他“列宁不能自己先诉苦。”

    “我这不才是个比方么。再说，当真要演唱词儿得专人编，最后还得江青同志点头。我这不刚是个比方么。”

    “倒也是。”司猗纹说。她想她不能难为达先生什么都包，编唱词是专门学问，你当“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就那么好编？

    “我一考虑就偏重唱腔设计。”达先生说“您就说列宁和他的警卫员瓦西里那段戏，多好。瓦西里押粮回来，先面对列宁来段吹腔。吹腔悲壮偏重表达，正好瓦西里押粮回府，路上忍饥挨饿和敌人作战，先唱四句吹腔。当唱到第四句和第五句之间，瓦西里突然昏倒，甩掉帽子来个“跄背”接下去列宁见状悲切万分，先来句西皮倒板，胡琴来段长过门儿加几个花点，再用西皮原板结束。那时候，您就贝青等着听好吧。”

    “得，光听您白话吧。”司猗纹不常用“白话”来形容达先生的白话。“白话”里显然有贬义，但达先生愿意听司猗纹说他白话。他觉得只有听司猗纹的“白话”才证明他和司猗纹之间的交流到了一定程度，那时达先生便可以更加放肆地白话起来。

    “白话，也得白话得出来。”达先生得意起来，得意里还有几分忘形。他心想，我知道你，你说我白话，那是你服我。不客气说，说唱腔儿，全北京能白话成个儿的也不过一二三。那“板儿团”咱不能比，连徐先生徐兰沅那两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