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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货员为什么故意冷落顾客 (第3/4页)
来了呢?”她一定答不出来了,真的答不出来。因为她没有深入思考一件事的习惯。换句话说,像她这样的青年,不太具备进行哲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和流逝着的人生,她只有一种高于本能而低于哲理的“浅思维” 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她的出生教养,以及她本身的生活经历,还有对她施以有形、无形影响的具体社会环境。 她同薛纪跃一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这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更其拮据的小市民家庭。她的父亲早年是在庙会中做小买卖的摊贩,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现在已经绝迹。如他曾吹制发卖过“噔”——这是一种劣质玻璃做的儿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芦形,儿童把类似瓶口的一头含入嘴中,一呼一吸地吹气,因那容器的底部很薄,所以能随气流的冲击“”作声;当然,这种玩具很容易吹破,对儿童的呼吸道有弊无利,弄不好还会割破儿童的手,所以早已被淘汰。又如他曾磨制发卖过“香面子”——就是采集各种有香味的植物,焙干后研磨成细末儿,装入碎绸缝的荷包,卖给人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卖的时候照例吹嘘说拌入了麝香,其实除了挂在摊头以充样品的荷包中确有一点麝香外,其余的都全部只是植物香料。这东西后来也被时代所淘汰。他也还卖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小东西,直到解放后庙会活动结束。后来他才到洗染店当了店员,去年退了休。潘秀娅的母亲说起来还是下嫁给她父亲的。母亲家虽说也是在庙会上摆摊卖货的,但那摊、那货,都要气派得多。潘秀娅的姥爷是经营假发的,每年冬天庙会萧条期,他就肩上扛个褡裢,到关外去——一直走到图们江边,收购妇女发辫。据说当年以“鲜族”(即朝鲜族)妇女的头发最好,因为他们当时的风俗是妇女不到结婚不剪发——所以潘秀娅姥爷要跑那儿收购去。开春后,姥爷回来了,便加工收购来的头发,制成各种辫儿、髻儿、纂儿…然后拿到庙会上发卖。据说那头发要以黑中透黄的才算上品,乌黑的反卖不出价儿,因为头发越黑则越脆,不坚牢。这样一种经营当然是卖“噔”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潘秀娅母亲嫁过来以后,很长时间都有一种优越感。直到潘秀娅姥爷去世以后,母亲除了季节性地卖一阵冰棍,基本上只是个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家里主要指靠潘秀娅父亲挣工资过日子,这才渐渐消了锐气。 这样的一种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经济上又长期不宽裕,家里人的言谈话语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哲理的意味;而且,这样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虽然动荡、艰辛,对旧社会一般却又并无深仇大恨。到了新社会,他们生活安定、温饱有靠,所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感激的、满意的;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又居于城市居民中物质、精神两方面都较匮乏的层次,所以他们一般也绝无昂奋、敏锐的政治情绪。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中,他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粮店的粮食会不会涨价、购货本上所规定的一两芝麻酱的供应能不能兑现?只要这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利益不被动摇,那么,无论报纸上在批判谁,或在给谁平反,他们都无所谓。由此可见“浅思维”是他们这一群体的基本素质,并成之有因。 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数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或沉淀在北京城庞大的服务性行业之中,或成为工交系统中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那部分工作的承担者。当然,其中也有受惠于我们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得力于自身的发奋努力、而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但那实在只是少数。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地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其中一部分还加入了服务性行业,但随着1977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变化,他们又大批地涌进、调入了大学、行政机关、科研机构、文化部门…留在服务性行业中的尤其罕见;即使留下,也大都或进入科室,或从事有关的科研,比如潘秀娅他们那个照相馆,惟一留下的一位知识分子子弟,是报上发表过表扬性文章的(表扬其父母支持孩子在服务性行业坚持工作),在照相馆中也是从事着修版技术(特别是“开眼技术”——即在被摄者眼睛闭合的底片上,为被摄者“开眼”这是在团体照中常出现的问题,因无法请被摄者重摄,所以必须在底片上施“开眼术”),而绝非像潘秀娅一样站柜台边“伺候人” 把握住了这样一种总体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潘秀娅式的售货员为何会经常互相交谈冷落顾客(或干脆扎堆聊天),以及为何会经常在柜台上清理货款、单据而俨然自得了。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他们“浅思维”中的一种心理反抗方式。如果我们用“深思维”透视一下的话,便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交谈不理顾客(或边热烈交谈,边冷淡而迟慢地应付顾客)之中,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显示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即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着顾客的面来回来去地清点款项与单据,则可以显示出他们工作的庄重性、严肃性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性,从而获得一种心理补偿(谁说我们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会主义服务性行业中,的确有那样一些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先进人物。他们之所以先进,归根结底是他们对自身、对社会,能作一种进入哲理状态的深入思考,他们把站柜台当做献身一项伟大事业的光荣手段,所以他们绝不会有潘秀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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