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快戽干了水的池塘 (第7/7页)

   我小心翼翼地跳到地上（我怕陶卉看到我的裤裆），说：“我们走吧，去把串联接待站。”

    我们俩一下子振作起精神来。

    我带着陶卉胡走―会儿，居然真的找到了―个串联接待站。

    但人家不肯接待我们，理由是我们没有介绍信（介绍信在召琪平身上）。在往外走时，我看见陶卉的嘴唇有点发颤，她也感觉到自己马上要哭出来了，便用牙齿一下咬住了嘴唇。重新走到大街上时，她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似的说：“我不走！我要回家…”

    说着，眼睛里就汪了薄薄的泪水。

    “总会有人肯接待我们的。明天我们再想办法回家。”我说。

    她又跟着我，继续去找别的接待站。

    天黑时，终于有―个接待站（―个中学）禁不住我们一副可怜相的诉说而答应接待我们，但同时强调：只接待我们一晚，明天白天就请我们离开。

    这天晚上，直等陶卉从女生宿舍中出来告诉我她已经把铺盖卷打开了，一切都很好之后，我才回到接待站为我安排的男生宿舍里。这一夜，我混杂在一群陌生人当中糊里糊涂地睡了―觉。

    第二天吃了早饭，我和陶卉又开始流狼，并寻找新的肯接待我们的接待站。临近中午时，我们在连连失败之后，在―个接待站的大院门外瘫坐下来。这个接待站极大，串联队伍进进出出，像《列宁在十月》中那所集结革命力量准备暴动的大学。大门口，虽有人把门，但并不严格。如见单人进入，守门人可能过来查一杳证件，如见―支队伍过来，便信赖地闪在―边，不再检查了。我突然看见大院前面的路边上有一杆被人丢下的旗帜，心不禁怦然一动。我跑过去，将那杆旗帜捡起，然后向陶卉招手，示意她过来。不久，一支队伍开过来了。我对陶卉说：“你别吭声，只管跟着我。”当队伍走到我跟前时，我举着旗帜插到了队伍的前面。陶卉跟得很紧。我们与那个队伍中间，竟无空隙，谁也不能怀疑我们不是这支队伍里的人。我把旗帜高高举起，迈着大步踏进了大院。

    大院里很混乱，很她混饭，也很好找睡觉的地方。

    我们出大院时，总把那面旗帜带上。

    我们还剩四块钱。由我做主，我们竟然花了两块买了五香豆和其他―些好吃的东西。我们吃着这些东西，在大街上溜达，兴致勃勃地看着上海的风情。

    有半天，我们就待在接待站里，把衣服、鞋袜都洗了―遍。

    我没有第二双鞋，只好光脚坐在一张长椅上等鞋干。太阳挺暖和的，周围也没有多少人，心里觉得挺安闲。不远处，陶卉坐在另一版权法长椅上，看着椅被上的袜子和绳上的衣服。

    傍晚，陶卉跟我要了一毛钱买了针和线，然后又把我的裤子要了去，把裤裆与裤脚缝好了。她的针线活很不错。

    后来的几天，我们天天去外滩。因为我有―个固执的念头：这是上海最值得看的地方，邵其平也们肯定会到这儿来的。我知道这个念头很愚蠢，但却不肯放弃。我总让陶卉待在―处，然后自己吹着瓷鸟，在南京路―带的外滩溜溜达达。有时，我想：我这么吹着瓷鸟，会不会让人生疑？因为这太有点像打暗号了，太有点像地下工作者或特务接头失败后的等待了。当我感觉到有人用眼睛瞟我时，我真的觉得有人在怀疑我了。但见那人走开后，便又在心里笑话起自己的胡思乱想来，于是更肆无忌惮地吹着瓷鸟，继续溜达。

    这天下午，我正吹着瓷鸟往十六铺方向走，突然听见陶卉叫：“啉冰，你听！”

    我站住了，隐隐约约地听到前面有鸟鸣。但只听到一两声就再也听不到了。我把我的瓷鸟使劲吹响，并往前跑去。

    前面又响起了鸟鸣，并且是许多鸟鸣！

    我和陶卉都站住了，我把瓷鸟吹得更响。陶卉也不再顾及―个女孩应有的矜持，鼓起腮帮子，吹得弯下了腰。

    一片鸟鸣朝我们逼近，仿佛真的有一群鸟朝我们飞来。

    我和陶卉―步一步朝前走去。

    一面旗帜在我们的前方飘动。

    “我们的旗子！”陶卉用双手握住她的瓷鸟，望着前方。

    “油麻地中学的旗子！”我看得很真切。

    我们的旗子已经破烂，像烂布条在空中飞扬。

    首先到达我们面前的是邵其平。他像捕捉―种稍纵即逝的幻影一样冲上来，一手抓住我的右手，一手抓住陶卉的左手。我感觉到他的手在索索发抖。我听到他在不住地说：“我不敢相信！

    我不敢相信！“我也不敢相信。然而，我不能不相信：在我面前站着马水清、谢百三、刘汉林、姚三船、夏莲香…

    我回到了男生中间，陶卉回到了女生中间。我和她眼中皆汪满泪水。

    我第一次领会了“世界真小”的意思。

    后来，我了解到，那天他们都未能上船，是两天后才上船的。因为丢失了我和陶卉，这些天他们一直焦急着，尤其是邵其平，更是吃睡不宁。因为陶卉和我，都是由家里的大人亲自托付给他的。他们也一直找我们，天天去十六铺船码头。

    后来，我发现丁玫不在了，忙问：“丁玫也丢了吗？”

    姚三船说：“她没丢。那天，在延安西路遇到高中部的串联队伍，那个王维―让她跟他们去北京，她就跟他们走了。”

    马水清不吭声，站在一旁照小镜子。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觉得马水清的情绪一直不高。我从谢百三那儿又知道了―件事：马水清去他父亲那儿只待了半天，就回来了。

    于是，我便常常与马水清在一块儿。

    在上海，邵其平领着我们串联了半个月后，说：“不行了，该回家了，身上净是虱子…”

    回到家后，我在镇上的收购站过了一下磅秤，发现体重增加了四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