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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萍郢火栗四君 (第2/5页)
uggle①;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或是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①英文:阶级斗争。在解放的时期,我们所发见的是个人价值。我们诅咒家庭,诅咒社会,要将个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们说,个人是一切评价的标准;认清了这标准,我们要重新说不定一切传统的价值。这时是文学,哲学全盛的日子。虽也有所谓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怜悯,适成其为慈善主义而已。社会科学虽也被重视,而与文学,哲学相比,却远不能及。这大约是经济状况剧变的缘故吧,三四年来,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革命的,销场渐渐地增广了,文学,哲学反倒被压下去了;直到革命爆发为止。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现在革命的进行虽是混乱,有时甚至失掉革命的意义;但在暗中Class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们承认事实,无论你赞成与否,这Struggle是不断地在那边进行着的。来的终于要来,无论怎样诅咒,压迫,都不中用。这是一个世界波狼。固然,我丝毫不敢说这Struggle,便是就中国而言,何时结束,怎样结束;至于全世界,我更无从悬揣了。但这也许是杞忧吧?我总预想着我们阶级的灭亡,如火所说。这灭亡的到来,也许是我所不及见,但昔日的我们的繁荣,渐渐往衰颓的路上走,总可以眼睁睁看着的。这衰颓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装下度了过去;既说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说不得要露出狰狞的面目,毒辣的手段来的。枪与炸弹和血与rou打成一片的时候,总之是要来的。近来广州的事变,杀了那么些人,烧了那么些家屋,也许是大恐怖的开始吧! 自然,我们说,这种破坏是残忍的,只是残忍的而已!我们说,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我们诅咒他们!”“我们要复仇!”但这是我们的话,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定的价值;而我们的标准建筑在我们的阶级意识上,是不用说的。他们是,在企图着打倒这阶级的全部,倘何有于区区评价的标准?我们的诅咒与怨毒,只是“我们的”诅咒与怨毒,他们是毫无认识的必要的。他们可以说,这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他们有他们评价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意识反映在里边,也自有其理论上的完成。我们只是诅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总Struggle如何,才有分晓。不幸我觉得我们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发展,失了集中的阵势。他们却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顾忌地拚命上前rou搏;真专制的纪律将他们凝结成铁一般的力量。现在虽还没有充足的经验,屡次败退下去;但在这样社会制度与情形之下,他们的人是只有一天天激增起来,势力愈积愈厚;暂时的挫折与牺牲,他们是未必在意的。而我们的基础,我虽然不愿意说,势所必至,会渐渐空虚起来;正如一座老建筑,虽然时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终有被风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时我们的文化怎样?该大大地变形了吧?我们自然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空虚和野蛮呀!但事实不一定是空虚和野蛮,他们将正欣幸着老朽的打倒呢!正如历史上许多文化现已不存在,我们却看作当然一般,他们也将这样看我们吧?这便是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看君政的消灭,当作快事,他们看民治的消灭,也当一样当作快事吧?那时我们灭亡,正如君主灭恨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松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我为什么必得跟着?为什么不革自己的命,而甘于作时代的落伍者?我为这件事想过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运命规定的吧。--自然,运命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地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可以的。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情形里感着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无一成者,以此。一面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Bourgeoisie里。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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