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愁記 (第2/10页)

激，但是我抑制自己，覺得現在就來感激，引人為知己，

    時期還太早。天下人是在舉大事裏纔不知亦成為相知，無才亦成為有才，如在好

    天氣好庭院裏，雜樹皆成珍木。現在宁可我知尾崎，饒是尾崎不知我。

    擾了尾崎家又擾西尾家。西尾末廣出身是大阪三菱機器工場的旋盤工人。而

    現在日本政界中反為是他最有清華貴氣，他是社會黨人，而能與自由民主黨人無

    間隔。他太太亦是當女工出身。有一年新年裏，我與愛珍帶同過房女兒慧英夫婦

    去西尾家拜年，西尾夫人與小姐出來招待，都是穿的和服，后來慧英再三驚歎艷

    羨，說西尾家真是宰相人家，夫人是相國夫人，小姐是相府小姐！慧英是蘇州女

    子，人世的富貴榮華她只在舊戲中看得，如今卻見是這樣天然的生在平民精神裏。而這回是我要君毅看看日本的好人家，就選了西尾家。在西尾家一宿，翌朝西

    尾夫婦還做茶道，請請君毅、池田、與我。

    日本最好的東西是茶道。做茶道時只是親與敬，不可以有愛欲，不可以是生

    命的迫力感或感覺派云云。不可以是喜怒哀樂。不可以是意見議論。從來打天下

    的人，最要從感情與意見的末梢走了出來。乃至走在天的先頭，來一個“先天而

    天弗違”，所以像豐臣秀吉這樣的大英雄都講究茶道。可是西尾夫人還是新學。

    茶道的儀式她做到中間不明白起來，問她的丈夫，西尾先生當然也是不會，便夫

    妻商量起來，說大概是這樣的罷，當下使我不覺要笑。原來昔年豐臣秀吉亦是出

    身平民，而歷史上反是他的茶道這樣有名，如今亦茶道在西尾家，還比在世族舊

    家更相宜似的。

    于是陪君毅遊日光。日光有東照宮，祀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德川家康開日

    本三百年太平一統之局，而其遺訓自敘艱難，不敢為先而為后。其東照宮，三代

    將軍家光所建，黃金為飾，本格是神社式，而多受中國明朝建築的影響，還採用

    南蠻的風物，卻能不發生問題，只覺是彼時日本人的天下之大。這種種，不知為

    何皆于我非常親切，使我思省。

    日光雖已是陽曆三月，尚積雪滿山，在上山下嶺的汽車中，我向君毅問起新

    亞書院。當初錢穆唐君毅等幾個人從大陸逃出，在九龍租人家的樓房開辦新亞書

    院，衣食不充，其后得到美國耶魯大學的合作，建起了新校舍，人以為榮。而上

    次校長錢穆來日本講學，竟無一言及此。君毅亦然。這回是我問他，他道、“本

    來是應當掉轉來，我們若能資助人家，纔心裏平安。”這是真正的讀書人。這樣

    的我所敬重的讀書人，在日本也有，是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治。

    與君毅、這回我還談起“山河歲月”的稿子。彼時我偷渡來日本。把稿子留

    在君毅處，又恐郵寄萬一遺失，託他代請人抄寫一份副本寄來。有是學生抄寫的

    ，有是君毅夫人抄寫的，而且經過君毅親自校正錯字。我非常感激，與池田說古

    人可以托三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亦不過是基于朋友間這樣的信。焉知君毅道、

    “你臨走原有百元港幣留下為抄書費的。實情是那時學校裏非常窮，一次我把家

    裏的香煙罐都搜集起來，有一大筐，抬出去賣，還賣不得一塊錢。我夫妻商量，

    你留下抄書的一百元，都給別人趁了，不如自己也來趁些。承你說得太好了，不

    敢當的。”經他一提，我纔記起果然有那一百元。然而君毅的為人我覺得比我原

    來所想像的更好，因為這樣纔是更真的。

    君毅是路過日本，還要去美國講學，送別會開在銀座一家日本菜館。席上我

    致辭，說、“開創新朝要明理的人，但是他還要能不講理。日本的日蓮上人提創

    法華經，卻說禪天魔，念佛無間。禪怎麼會是魔，念佛怎麼會是地獄，這豈不是

    他的不講理？印度的甘地，他做獨立運動也罷了，而他必要弄一部手搖的紡車紡

    棉花，這也是不講理。”而我因何想到要以這樣的話為對座中日本的政治家與中

    國的學者的贈言，對兩人責望這麼深，這也是屬于不講理的一類。

    我原來是別有所思。從前每凡天下大亂，像張良馬援李靖都尋訪在新人中可

    有命世之主，我覺這比千里訪名師好。曹cao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是論的人，不是

    論的學問。中共我不喜他，因他的做法太切題，他的合理卻又並不是明理。而我

    的仔細看人，衡量人，也是因為我對于當今亂世隨時都有一種切切之意。

    君毅去后，受珍還在立川警察署有幾天，纔獲釋放回家。在那一段憂患期間

    ，我的人反為變得異常的清和，連我自己亦覺得。而愛珍亦經過這最后一次，不

    再有警察事故了。不然還不會有這樣太平。是我去到他們的麻藥取締機關結結實

    實的一頓交涉，當著所長，三對六面申斥了那麻藥官的不是，他纔不敢再胡鬧了。

    原來取締麻藥果然要嚴，但亦切切不可夾雜宗教的罪福觀念乃至道德的善惡

    觀念。孟子說是非之心，這單是是非分明，即比說罪福善惡來得清潔。而這亦是

    法律的基本精神。日本的麻藥取締官的作風卻像特工。其中有一位又原先是日本

    在華派遣軍的翻譯，彼時的翻譯最壞，如今他還是這樣的對待在日本的中國人。

    他又連法律的常識都沒有。麻藥課的情報原來是利用壞人做的，若二十件這樣的

    密告之中，有一件似乎有些因頭，那就是大收穫了。而他一接密告就會同警視廳

    去搜查家宅，逮捕人身。原來他是把凡被密告皆看作即是事實成立，那天在所長

    那裏他就這樣說。連前次檢事看了他的調書，也當著愛珍的面問他道、“這豈不

    是奇怪！”愛珍只因被李小寶牽累過一回，那麻藥取締官就不時要來我家坐坐，

    探問華僑的行動。他向我說他到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