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陰無賴 (第2/3页)

國憂民，日理萬機，夜里還批公事到更深，亦只如百姓人家在吉日良

    辰承當大事。公館里的人無雜言，不胡亂行走，客廳里與房間里沒有甚麼陳設，

    自然簡靜，氣象壯闊。我只有幾回穿房過戶，都是汪夫人叫我。樓上只汪夫人帶

    我上去過一次。見有一個房間是汪先生夜里批公文的，亦在那里寫字做詩，像個

    書房，一般無特別處，但每經過，使人憬然作念。

    汪先生要算得待我好。從來王者興于民間，跟他打江山的一代新人皆是政治

    素人，汪先生是一個極練達的行政人才，卻一直保有政治素人的氣概，所以我那

    樣的外行話他也能聽。陳公博周佛海他們于公餘之暇宁可胡調，不談政治，因為

    他們的政治沒有性情，所以要以嗜好來調劑。汪先生可是沒有這樣的公私之分，

    雖晏息之時，談政治說國事亦無不宜，因為這里自然有著性情。有言“政事文章”，政事是可以好到即是文章。而且汪先生這個人又最清，私生活亦別無嗜好。

    我是如同民間人，所以敢平視日本軍，亦平視重慶延安，亦平視南京政府，

    而汪先生亦到底不能把我收伏。

    汪先生把和平不僅看作外交政策，而看作革命的課題，說“和平反共建國”

    ，這實在是他的廣大。當初自滿洲事變以來，汪先生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他說、“和平未到絕望關頭，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到了這關頭，他便提出焦土抗戰。國軍自上海南京武漢敗退到重慶而止，汪

    先生當即有了自信，知日本不能征服中國，即改焦土抗戰為抗戰建國。此與后來

    他說的和平反共建國，日本欲戰則與之戰，日本求和則與之和，前后原是一貫。

    而使我動心的是汪先生說的建國。他到底是孫先生的學生，何時都不忘記“革命

    尚未成功”便是他的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與組織政府，我雖稍嫌其是烏合

    之眾，但亦敬服汪先生的白手起家，驅市人以成朝廷，如韓信的使用爛兵兵爛卒

    卒亦可以是堂堂之陣。他像孫先生的動不動開府，自稱本大元帥，本大總統，比

    起滿洲國政府及維新臨時兩政府的奉旨組織，汪政府到底是從民間興起的，多少

    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我總心有不滿，嫌只嫌同僚們對日本魄力不夠。艷電里原說“日本亦不能

    滅亡中國”，汪先生雖承認中國已敗戰了，但程度還遠不至于被征服，故可以和

    平，縱或有所讓步，但非城下之盟，遠不至于國體的屈伏。且此有限度的敗戰，

    尚可曉以道義及遠大之計，或者可能使日本不以戰勝者自處，中國不以戰敗者自

    處，而做到雙方資格完全對等的和約。可是周佛海梅思平並不體會汪先生的意思

    ，他們看得中國敗戰的程度已瀕于被征服。汪先生沒有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于

    日本，他只說再抗戰下去中國將亡于共產黨，但周佛海梅思平他們則以為日本有

    滅亡中國的力量。我對周佛海梅思平他們不快即是在此。

    和平運動初起時我對于議和的雙方資格問題，與汪先生的想法完全一樣，但

    到上海之后，接觸了日本軍與日本的所謂國策，我起了反感，變得相信中國根本

    未敗戰，連有限度的敗戰都不是，第一次是對日本海軍報導部長，我就如此抗辯。我這對于雙方形勢的新判斷，未必是根據何種標尺，而宁是因為與中國民間樣

    敢于平視強權。昔人說、“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我是身在東吳而看得東

    吳無人，連那日本軍在內。

    和平運動原該是革命的。但這革命又是怎樣的革法呢？說抗戰建國或和平反

    共建國，不過是政策該與革命結合，卻未曾說明了革命，又汪先生的行事，乃至

    我的敢于平視日本軍，亦平視南京政府，平視重慶政府，雖多少有著革命的氣概

    ，但除了氣概還有本體，這革命的本體又是甚麼呢？我卻簡直茫然。

    我早先相信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前此在香港，我還拿汪夫人給我的機密費

    幫助托派，言明無條件，連接受個人友誼的贈與若亦躊躕，那麼你們只當是路上

    拾來的好了。是一位姓王的推卻不過，兩次纔接受了約五百元港幣，但他報告上

    去，上級仍命他如數都退還給我了。托派的貞介我至今猶敬，而我不加入做共產

    黨員，彼時是謙卑，量量自己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