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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4/4页)
,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mama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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