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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2/4页)
停止了说话。 那是一架战前常常生产的红木“客厅大钢琴”制作极为精美,象牙琴键几乎和新的一样。我本能地知道它的音肯定还很准。 “你弹琴吗?”我听见她在问。 “从前弹。”一个只在星期日玩玩的人的口气。 这时,她来到了我身边,热情地笑着,冲钢琴做着手势。 “我能有此荣幸吗,大夫?”她的口气里充满了渴望。 我呆住了片刻,既有强烈的弹琴的愿望——为她也为我自己——又可怕地确知我仍然不能够弹。 我低头看看键盘。突然,我仿佛站在了墨西哥令人头昏眼花的悬崖之上,那些吸引着冒失鬼去冒生命危险的悬崖。我仿佛站得如此之高,光是看一看那黑白琴键就使我感到眩晕。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从悬崖边后退开去。 “对不起,”我咕哝道“我手生了。”尽管我极想逃跑,我还是强迫自己出于礼貌尽可能呆得长久一些。她继续说着话,可是我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时机一到我就溜了。 回到医院时已经有口信在等着我了,是房地产经纪人留的:“不论你出什么价买她的单元房,奥斯特莱谢太太愿附送钢琴。在他们把她送到疯人院之前赶快抓住这机会。” 没有一个词能确切地把噩梦的反面意思表达出来。“白日梦”不怎么合适,因为我是在那晚睡着以后享受到这种几乎是rou体上的狂想的。 我坐在奥斯特莱谢医生的钢琴旁。房间里幽暗无声。时间很晚了,只有我独自一人。我开始弹奏。非常轻松,就像呼吸般毫不费力。我从简单朴实的《C大调序曲》弹起,自然地依次弹了《平均律钢琴曲》,变奏曲,奏鸣曲,无懈可击地弹完了《赋格曲艺术》。然后,我又开始弹《C大调序曲》,无休止地重复着大师那一整套钢琴曲。 我的身体和灵魂完全浸沉在爱之中,我不仅再一次弹奏音乐,我是和音乐再度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这时,我醒了。如果梦中的欢乐是强烈的,现实的痛苦就更强烈了。我现在肯定无疑地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在那架钢琴上弹奏了。 第二天上午,我给奥斯特莱谢太太打电话,感谢她同意把公寓卖给我,特别感谢她慷慨地提出送给我钢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她很有礼貌地答复说她能理解,但听得出来很伤心。 就这样,我于6月从波士顿搬了过来,那时黄昏还不太热,足以吸引慢跑锻炼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清洁女工来给我收拾满地扔着的袜子和护腿,弄出些整洁的样子来。我常常回家看见她给我留下的富有营养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后吃,同时还附有一张这类责备性的条子: 亲爱的医生,健康是从家里开始的。你的玛丽·贝斯 根据合同,我有两个实验室助手,他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我工作的进展。我每周有3个下午从事小儿神经科的治疗。尽管很遗憾,我主要处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诊断外已无法进行治疗的病人,但我仍很高兴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触。这也起了提醒我为什么要从事我所进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终于产生了一些具体结果。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可以激活一个特殊的T细胞杀手,它能摧毁老鼠体内的某些肿瘤。 我的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娱乐。我是说,至少一年一次,我会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檀香山、东京等(我的同事们确实知道如何选择开会地点)。而我非去不可,因为我已是会长了。 在那些年里,这些活动给我带来了还说得过去的社交生活:偶尔的短暂的浪漫。我认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发展的,但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她们有着怎样的天资和性格,她们不是西尔维亚。 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弗伦奇·安德逊,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之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这种感觉:“问一问只能再活几个月的癌症病人,问一问rou体正在枯缩的艾滋病人…这种‘紧迫’来自对需要帮助的同胞的出于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们这个分支在医疗上真要想起飞的话,还得华盛顿官方有勇气允许我们在人的身上进行我们治疗方法的试验。 这里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医学问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工作的干预的想法是一种从教义出发的反对意见。还有正常的担心,说如果人体内至少有着10万个基因,那也许可能错误地激活了不该激活的基因,从而造成某种异常赘生物的噩梦。 然而,直到我们能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内找到什么人愿意从信仰上来个飞跃,我们的斗争就将一直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慎重的小组委员会总能设法逃避这个问题,直到把它变成学术问题,也就是说,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强迫他们在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干预,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任务。 我是在乔希·李普顿快死时遇见他的,他是个可爱的、头发乱乱的11岁男孩,从休斯顿转来前已经用化疗、放疗和手术对他那无情地生长着的延髓肿瘤进行过治疗,但都没有效果。现在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尽管医疗科学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为他用过了,乔希和他的父母仍在斗争。他牢牢地紧抱着生命不肯松手,他的父母继续寻找着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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