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2/5页)

关上大门以后，查尔斯和医生发现布罗德街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医生用手指按着鼻子，说：“那么您，先生，我想给您开一大杯掺水烈酒，用我这熟练的手配制。”查尔斯有礼貌地犹豫了一下。医生接着说：“这是医生的命令，懂吗？正如一位诗人所说：Duleestdesipere。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呷上两口还是挺不错的嘛。”

    拉丁语，意思是：不可抗命不从。

    查尔斯笑了。“如果您保证您的掺水烈酒比您的拉丁语好的话，我就悉听尊命。”

    十分钟后，查尔斯发现自己已被格罗根医生安排在一间叫“小屋”的舒适书房中。书房在二楼，前面成弓形，从这儿可以俯瞰防波堤和防波堤大门之间的小海湾。这位爱尔兰人向他保证，他的书房在夏天特别优美，因为从这儿可以望见去小海湾游泳的仙女们。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位医生，他可以命令女病人去做能使他大饱眼福的事情，还有比这更美的吗？在弓形窗槛上，放着一架格里高利时代的铜制小望远镜。格罗根鬼头鬼脑地咂咂嘴，挤挤眼。

    格里高利（572—585），罗马教皇。

    “呃，这是用来观察天文的，没有别的。”

    查尔斯探身窗外，嗅着带有咸味的空气。他看到了右侧远处海滩上游泳更衣车的黑色方形轮廓。海中的仙女们就是从那些更衣车里换好衣服走出来的。但是这天夜里大海所发出的声响只是海潮撞击岸边卵石的哗哗声。从某个更远的地方，隐约传来平静海面上海鸥的尖叫。他的身后是灯光明亮的书房，传来了医生配制“药品”的丁当声。他觉得自己身处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背后温暖明亮的世界，一个是屋外阴冷漆黑的神秘世界。我们都把诗写在纸上，其实真正的诗人是那些想象着的人。

    掺水烈酒味道极佳。边喝酒边抽“伯马”牌雪茄烟，更使人心旷神怡。两位绅士那会儿仍生活在一个不同领域的学者可以享受知识相通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人们有共同的语言，有一套通用的规则和固定的含义。而今天的医生，谁懂得古典文学？今天的业余爱好者能够跟专家彼此理解地交谈吗？这两位绅士生活的那个世界，是还没有被专门化这个暴君统治的世界。不过我不希望诸位…您马上就可看到，格罗根医生也不希望…将进步与幸福混为一谈。

    一时，两个人谁也没吱声。离开了那两位女士，离开了那个宴席，他们高兴地回到了男子世界，回到了更加严肃的世界。查尔斯出于好奇，想了解医生所持的政治观点。为了引向这一话题，他问医生，放在书本之间的那两尊白色雕像是谁。

    医生笑了笑，用拉丁语说：“Q是维吉尔的话，大意是：“我们根据自己选择的神来安排自己的命运。”

    查尔斯也笑了，说：“那一尊是边沁②，对吧？”

    维吉尔（公元前70—前9），古罗马诗人。

    ②杰里米·边沁（748—832），英国法学家、哲学家。

    “对。另外一尊是用帕罗斯岛大理石雕刻的，是伏尔泰的雕像。”

    “由此看来咱们同一个党。”

    医生反问道：“一个爱尔兰人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查尔斯点点头，承认他别无选择。接着，他主动讲起自己自由党的理由。“在我看来，格拉斯通先生至少认识到我们时代的伦理道德基础是极其腐朽的。”

    “天哪，我是不是跟一位社会主义者坐在一道啦？”

    查尔斯笑起来。“现在还不是。”

    “告诉你，在这个充满谎话的时代，什么人我都可以原谅…但就是不能原谅那些毫无信仰的人。”

    “呃，是的。”

    “我年轻时是边沁的信徒，伏尔泰使我离开了罗马天主教，边沁又使我离开了保守党。至于现在那种装点门面的废话…扩大选举权，它跟我毫不相干。依我看来，血统、门第一文不值。一个公爵，就算一个国王，他照样可以象普通人一样愚蠢可笑。不过我倒也感谢大自然母亲，我不会再活五十年，对世事可以不管不问了。当一个政府害怕老百姓的时候，那就等于说是怕自己。”他眨了眨眼。“有一次，一位宪章派人物到都柏林去宣传自己的主张，我的一位同胞对他说过一句话，你听说过这件事吗？那个宪章派高喊道：‘弟兄们，人都是一样的，这一个人不是同另一个人一样好么？’那个爱尔兰人高声叫道：‘对呀，演讲的先生，你说的对呀，而且还比他娘的另外一个更好一点呢。’查尔斯听到这儿笑了。可是医生伸出一个手指，严肃地摇动着。“你别笑，史密逊。可是你要注意，那个爱尔兰人是对的，他并不是胡扯。那句‘比他娘的另一个更好些’将会毁掉这个国家。不信咱走着瞧。”

    “可是照您这样说，您的两尊家神也应受到谴责喽？是谁为大多数人的幸福祈祷来着？”

    “我并不反对大多数人的幸福，问题是我们怎样得到幸福。我们没有‘铁的文明’时不是照样过得挺快活？”（“铁的文明”这儿指铁路。）“那时我还是个小伙子呢。你要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但总不能揠苗助长吧？”

    查尔斯有礼貌地轻声说了句赞同的话。格罗根正好触及到了他伯父觉得同样敏锐的问题。他伯父的政治主张跟格罗根完全不同。许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为“改革法案”奋斗过的人，在三十年后转而反对改革。他们觉得机会主义和两面派是这个世纪的致命弊端，结果他们身上产生了具有威胁性的妒嫉和反抗精神。或许由于这位一八○一年出生的医生确实有点奥古斯都式的仁爱，他过分地认为，进步要靠有秩序的社会…所谓秩序，就是对他现有的一切毫不干涉。

    这就使他既接近法西斯式的边沁，而更接近自由主义者伯克。②不过，他那一代人对“新英国”以及一八五○年以后长期经济繁荣时期崛起的政治家持怀疑态度，也并非毫无道理。许多年轻人，从查尔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到马修·阿诺德那样名闻遐迩的年轻人，都同意他们的看法。不是听说似乎已改变了宗教信仰的迪斯雷利，在临终时居然为犹太死者低声祷告吗？那个徒有其名的演说家格拉斯通，在现代政治史上不也只是个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大师吗？不也是个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吗？最高阶层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