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第9/13页)

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rou，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mama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宵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

    “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得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濒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作。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林彪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e。“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作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您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