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第8/9页)

不满。大家相信我只是暂时受屈，不会长久，都装出与己无关的样子安慰我。说这只是一时失势，人家并没有抛弃我，过几天又会召我回去。

    其实人家弄错了，白白糟蹋了那一份心思：他们原指望我会向他们哀求，会唉声叹气，会有充当走狗的雄心壮志，会忙不迭地声明自己有罪，会卖身投靠那些驱逐我的人：这是不了解我的为人。我连该得的待遇也没要就下来了，既没有接受宫廷的恩惠，也没有得到它一文铜钱。凡是背叛我的人，我一概闭门不见；也不接受群众的慰问，谢绝一切来访。于是众人都散去了。大家开路一致责备我。原来各个沙龙和候见厅都觉得我的事情很有意思，现在则觉得可怕。

    我下台以后，保持沉默难道不是更好吗？人家对我的粗暴不是把公众推到我这边来了吗？德？维莱尔先生再三表示免职信送迟了；由于这偶然的延迟，它不幸只是在王宫才交到我手里：也许是这么回事；不过，当人们赌博时，应该计算双方的胜机；对一位有点才华的朋友，尤其不应写一封信把他打发走。这就像对一位有罪的仆人，主人觉得见他是耻辱，就写一封信给他。而真遇上这样的仆人，就是扔到街上也用不着不安和内疚的。维莱尔的决定尤其让我恼火的是，他竟然想把我的功劳据为已有，明知我对一些问题弄懂了，他们却揣测我一无所知。

    我要是不做声，(如人家所说的)表现克制，也许会受到永远崇拜部长职务的人们赞扬；要是甘愿无辜受罚，也许为重返内阁作了准备。一般而言，这样做更合适一些；可是，我要这样做，就不是我的性格，就意味着我有重掌政柄的欲望，有向上爬的渴望。可是这种欲望和渴望再过十万年都与我无缘。

    我持有立宪政府的观点，不可能进人反对派；我觉得只有系统的反对派才适合这种政体；而号称“良知”的反对派是不起作用的。良知可以裁判道德上的事，却没法裁判精神上的事。我们只能把自己置于一个能分辨好坏法律的首领之下。当某个议员把自己的愚蠢当做良知，并且将它塞入投票箱时，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被称作“良知”的反对派摇摆于各派之间，咬嚼子，甚至视情况投票赞成内阁，通过使别人生气来使自己变得高尚；在士兵中被视为有反抗精神的愚蠢的反对派，在长宫中却是有野心的让步的反对派。只要英国是健全的，它就只有一个系统的反对派：平时与朋友同进同出；离开部长职位，就坐上攻击者座位。由于人们被认为是不愿接受一种制度才退下来的，那么留在王冠旁边的这种制度就势必遭到反对。人所代表的只是一些原则，系统的反对派与“人”竞争时，想夺走的也只是原则。

    反对派跟我走

    我的下台激起了很大反响：那些显得最遂心如意的人却指责我下台的形式。我后来获悉德？维莱尔先生本有些犹豫，是德？科比埃尔先生做的决定：“只要他从一扇门走进内阁，我就从另一扇门出去。”于是人家就让我出去：很简单，人家喜欢德？科比埃尔先生，而不喜欢我。我对他并不怨恨；我打扰了他，他让人把我赶走：他做得对。

    我被打发走的次日及随后的日子，人们从《辩论报》上读到下面这些话，它们对贝尔坦先生是如此尊敬：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再次经受正式解职的考验。

    “一八一六年他担任国务部长，曾因在其不朽著作《论立宪君主制》中攻击著名的九月五日法令而被解职。那道法令宣布解散一八一五年的无双议院。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当时只是议员，何王党反对派的领袖。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正是为他们辩护，才成了内阁发怒的牺牲品。

    “一八二四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又被解职。这次却是由已经当上部长的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将他做了牺牲品。真是咄咄怪事！一八一六年，他遭惩罚是因为开口说话；到了一八二四年，却是因为不开口说话。他的罪过就是在辩论公债法时保持沉默。任何政坛失意都不是不幸，公众舆论是至高无上的裁判，它将告诉我们该把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放在什么地位，它还将告诉我们这一天的法令将对谁——无论赢家还是输家——最为不利。

    “在维罗纳会议开幕之日，谁又可能告诉我们，我们会如此糟蹋西班牙事件的所有成果？今年我们该做什么？只能讨论七年任期法(不过是完全法)和预算。至于西班牙、东方和美洲的事情，则小心地不声不响地照着做下去，问题总会解决的。最光明灿烂的未来就在我们前面，只是果子还是青的，有人就想采摘；果子又不落下来，于是有人就以为用点暴力，可以促使果子早点落地。

    “怒气和嫉妒是两个出馊主意的顾问；治理国家要讲究平稳，可不能带着情绪，意气用事，更不能一冲一跳，踬踬颠颠。

    “附言：七年任期法今晚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可以说，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被逐出内阁之后，他的主张仍获得了胜利。这部法律他设想了很久，作为我们制度的补充部分，它和西班牙战争一起，将在国家事务中显示其巨大的影响。德？科比埃尔先生周六剥夺当时还是同僚的先生的发言权，对于这种做法，人们深表遗憾。贵族院至少应该听见一位部长下台前发表的意见。

    “至于我们，带着极为强烈的遗憾重返战场。我们本来希望，保王党能够精诚团结，永远摆脱内部的论战，可是法兰西的幸福、荣誉、政治上的忠诚，凡此种种，都不允许我们犹豫不决。”

    反抗的信号就这样发出去了。德？维莱尔先生起先并不太惊慌；他不知舆论的力量。要打倒他本需要好几年时间，不过最终他还是倒台了。

    最后一批外交函件

    我收到内阁总理的一封信。这封信把一切都结清了，它也证实了我并未从一个使人受到敬重、变得可敬的差使中捞取任何好处：

    子爵先生：

    我已把有关您的敕令呈交陛下。陛下同意把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从御库支取的秘密经费金额注销。

    皇上同意这份敕令所作的全部安排。我荣幸地向您转交原件。

    子爵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一八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于巴黎

    我和朋友们立即寄出一批信件：

    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致德？塔拉吕先生①

    ①塔拉吕(Talaru，生卒年月不详)，当时法国驻马德里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