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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老婆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老婆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125元，老婆也是，加起来正好250。"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也不会这么急着"下海"了。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45，后来涨到50，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都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3个月，每天7页稿纸，我写老婆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7页，老婆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2000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镑"中亨利·亚当的喜悦。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唯有"下海"。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听了这最后一番话，我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我现在的"路"就是蒋大哥这半条路。

    3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蒋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想着反正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妨。我暗示自己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相助，祈祷着奇迹发生，祈祷蒋大哥不要像章一民和周正平那样不加掩饰地一口拒绝我。

    谢天谢地，蒋大哥还真接了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坐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

    蒋大哥的态度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蒋大哥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颠簸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

    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蒋大哥时，已经五点多。蒋大哥当时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说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起码比住旅馆温暖。我把从周正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蒋大哥，并且向蒋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蒋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蒋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

    那天我从蒋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我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

    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对方面露喜色，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赖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赖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赖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