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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就是要为这些项目寻找一条出路。这时候是1993年的夏天，海南的房地产刚刚经过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高潮，国家银根紧缩政策已经出台，但由于高潮刚过，根据牛顿的惯性定律，人们的热情还没有那么快退下去，洛杉矶城、华盛顿城还红旗招展，仿佛是东方不亮西方亮，但西方人并没有向海南的房地产注入多少真金白银，更多的"外资公司"其实是挂羊头卖狗rou，只不过如果这里把"羊"换成"洋"就更贴切。

    为了尽快地胜任新工作，我按照文人的思路行事，首先是日以继夜地学习房地产知识，研究房地产政策，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旧病复发，居然觉得自己应该马上着手写一本关于房地产基础知识方面的书籍，如果写了，不仅自己名利双收，可能对海南乃至整个中国的房地产也是一大贡献，因为那时候房地产方面的专业书籍实在是太少太差了，比如什么叫"容积率"，我们居然在两本书上找到不同的答案。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不对，其实这时候房地产的知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知识，我觉得应该找一个大律师来接手我们的房地产项目，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几乎全是扯皮打官司的事。顺达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几乎没有一个是自己开发的，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开发房地产的专门人才和足够耐心，要是从批地设计报建开始做，那么一个项目得要多长时间？这在当年房地产高潮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顺达公司的全部房地产项目都是在1992年底至1993年初那段时期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有些已经又卖出去了，有些没有来得及卖出去套在自己的手中，还有的虽然已经卖出去了，但下家并没有付足全款，现在我们找下家要钱，下家不肯付了，或者是根本没钱付了，不但没钱付，还要求我们退钱，因为他们挑出这些项目中的许多毛病。另外有些项目恰好相反，比如红城湖国际大厦，是我们从上家手里买过来的，刚付了首期就赶上银根紧缩，中国的房地产一泻千里，海南更是首当其冲，剩下的大头当然是不能再付了，于是对方就天天来找我们讨钱，我们是肯定不会再付的，事实上根本就付不起，这个项目与我们手里其他项目一样，原本就准备炒一把，如果有下家接手，并且下家付给我们钱，我们当然就会付给上家，现在没找到下家，我们没有入账，哪来出账？于是就扯皮，就说他这个项目有问题，手续不全，等等等等，不打官司能解决吗？

    在扯皮打官司的过程中又扯出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项目确实是对方败诉了，按法院裁定对方应该退钱给我们，但在具体退多少的问题上，对方又咬出当初给回扣的问题。比如有个小项目我们实际只付了500万，经法院调解他们如数退给我们500万，利息就免了，但对方却说最多只能退450万，因为他们当初事实上只收到450万，另50万作为回扣返还给我们了。这下问题复杂了。不仅复杂了，而且大了，弄不好是要抓人的！

    遇到这种事我这个开发部经理就没法处理了，前任开发部负责人早已不知去向，于是我只好向总裁如实汇报。总裁听后也很重视，暗示我不要对别人说，特别是不要对杨老板说，一切由他出面处理。他处理的结果是最后对方只退回现金400万元，外加两辆走私旧车，账面上算是退回500万，其实在我看来这个"500万"还不如对方开价的450万，两辆旧走私车其实连50万都不值，怎么能抵100万现金？我觉得很奇怪，甚至怀疑那50万回扣是不是与总裁也有瓜葛，但我没说，没证据，不能凭怀疑就乱说，再说总裁对我不错，这件案子完了之后他还专门对我进行了奖励，奖励我为公司追回了损失，并认为我很有培养前途，于是将我调离原岗位，不让我再处理房地产遗留问题了，派我去学习，参加一个由海南省体改办举办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培训班。我很高兴，公司出钱给我提供学习最新知识的机会我还不高兴呀？况且本次学习班有赴香港考察学习的机会，我高兴极了。

    事实上，不管当初总裁派我去学习的动机是什么，但结果对我是有利的，不仅让我躲过了房地产扯皮官司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另外还让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资本运营的理论与实践，真正是受益非浅。后来，正是因为那次培训班的见识，使我在杨老板的资本运营cao作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从杨东升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资本运作的思路与经验，为我以后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拥有立锥之地奠定了基础。后来我之所以能够进入上市公司的核心部门担任要害职位，事实上都与这次学习班有关。1987年，在我已经离开顺风公司多年并进入上市公司之后，我在《深圳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明确提出"债转股"的概念，《经济学报》转载这篇文章并专门就此开展讨论，有人认为正是我的那篇文章拉开了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债转股的序幕。这些当然是过奖，但业内人士普遍认同我是学金融的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是五道口的，他们没人不信，为此，我还认识了不少当行长的"校友"，为后来在金融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