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吗 (第8/9页)

子里消失了好长时间。我的丈夫偶然得知，经过巴士特杀菌研究所多日的观察，根本不存在狂犬病传染细菌，因为不准他返回他原来犯罪的地点，人们就把潘托送给了巴斯城的一个搜寻强壮牛头犬的屠户。我们没有再去想他，林普利也把他全忘了，他两三天就得给胳膊换一次绷带；自从她妻子生了孩子满月以后，他的热情和忧虑全集中在那个小不点的可爱的女儿身上了，我几乎无须提及，他的举止像在潘托时代一样狂热，一样过火，甚至更愚蠢。这个肥胖粗壮的男人跪在放着孩子的小车前边，好像古意大利艺术大师的油画《三王来到马槽前》上画的那样。他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会在这个——自得其乐的——红润可爱的小造物身上发现与前不同的喜人之处。这个沉静朴实的女人见到这样的父爱，总是笑眯眯的，与从前见到他对那个霸道的四足动物顶礼膜拜时她的微笑相比，现在的笑要更友好千万倍。对我们来说，也有了不少美好的时刻，因为邻家有了无阴云的美满幸福，我们这座房子的周遭自然也就笼罩着友好之光了。

    我说过，关于潘托，我们大家已经完全忘了，只是我有一天晚上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他的存在。我跟我丈夫在伦敦听完布鲁诺-瓦尔特的音乐会，深夜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能入睡。是因为我不自觉地努力回想那朱庇特交响曲的悠扬曲调，还是因为这白色的月朗星稀的柔和的夏夜？我起床了——大概已经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然后往窗外望去。月亮以极小的威力在高空滑行，像被一股看不见的风所驱动，透过由它的银光照亮的薄云，每当它纯净、光亮地走出来，整个花园都亮得像裹在白雪中一样。一切都寂静无声。我有这样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片树叶轻轻抖动，也逃不过我的耳朵。所以，当我发觉，在这样绝对的寂静中，在隔开我们两家花园的围篱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无声地移动时，我吓坏了，那是一个黑色的东西，被照亮的草地留下了它不安地动来动去的轮廓。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住了，就朝那里望去。那不是人，绝不是活的东西，绝不是有躯体的东西在那里不安地移动。那是影子。仅仅是一个影子。但那必定是一个活物的影子，这个活物在围篱的掩护下小心翼翼鬼鬼祟祟地移动着，是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影子。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但这个沮丧的东西，这个隐秘的东西，这个潜行的无声的东西，却蕴藏着某种使人不安的成分。像女人害怕时那样，我首先想到是盗贼或杀人凶手，于是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但这个影子已经从花园围篱移到上面篱笆开始的台地，这时正沿着木栅蹑足行走的那个活物奇怪地抽紧身子，出现在他的影子的前面——哦，原来是一条狗，我立刻认出了他，那是潘托。他走得十分缓慢，十分小心，你看得出，他随时准备在听到第一个声音时赶快跑掉，潘托就是这样用鼻子嗅着朝林普利的房子走过来；我不知道我怎么会闪电般地产生这样的想法：好像他想要探察出什么来似的，因为一条寻觅踪迹的狗决不会这样轻松自由地搜索；他的举止泄露出，他是在干某种被禁止的事，或是在筹划什么阴谋诡计。他不把嘴凑近地面去闻，他不放松肌rou去跑，而是肚皮紧贴着地面往前挪，为的是尽量不让人看见他。他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像一个猎犬悄悄接近他的猎物。为了观察得更清楚，我情不自禁地弯下腰。但我笨手笨脚地轻轻碰了一下窗户，弄出一个不大的声音，潘托无声地一跳，就消失在黑暗中了。这一切我觉得好像是在梦中见到似的。花园又处在月光中，是那样的空荡荡，那样的白，那样的光亮，那样的静止不动。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羞于向我丈夫讲述这一切，说不定这真的是一种错觉呢。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遇到林普利家的使女时，顺便问她最近又见到过潘托没有。这个使女显得很不安，有几分狼狈，鼓励了她几句以后，她才对我说了实话：她曾多次在特殊的环境里碰到过他。她实在是说不清楚，但她见了他总是很害怕。四个星期以前，她带着儿童车进了城，忽然听到一阵恶狠狠的犬吠，从街上路过的屠夫的汽车里，潘托对着她，或如她所想，对着放了孩子的车拼命吼叫，摆出往下跳的架势。幸亏汽车开得快，他没敢跳，但他那刺耳的吼叫却使她听了特别难受。当然，她没让林普利先生知道。根本没有必要使他不安，再说她认为这条狗在巴斯是有可靠的保护的。但在最近的一个下午，她想从木屋取点木柴出来，发现屋里的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动，她吓得正想大喊，竟认出藏在那里的是潘托，他立刻穿过我们花园的围篱不声不响地走了。打那以后，她就怀疑这狗常常隐藏在这里，他肯定是在夜里围着这所房子转来转去，因为最近在那夜的大雷雨过后，她在潮湿的沙地上清楚地看见过狗爪子印，她能清楚地告诉人们，潘托怎样多次围着这整座房子转。当然，他从来也没公开露过面，毫无疑问，他只在他确信无人看见他时，偷偷地穿过我家或邻家的围篱。我是否可以想像，他还想回来呢？林普利先生恐怕不会再让他进家门了，而在屠户家里他也不至于挨饿呀，不然他会首先到厨房里向她讨吃的。不管怎么说，对于狗围着房子转，她心里有些害怕。我要不要说呢？即使不告诉林普利先生，至少也应该告诉他的夫人呀。我们经过仔细考虑，一致认为：如果他再露面，我们就告诉他的新主人，那个屠户，让他阻止潘托的不可思议的来访；至于林普利，我们根本不想让他记起这只可恨的畜生的存在。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谁能说得准呢？——也许能阻止第二天事情的发生。那是一个可怕的、令人难忘的星期天。我丈夫和我都到林普利那边去了，我们坐在轻便的公园软椅上聊天，地方是紧挨着下边的小台地，从台地起草场经过一个相当陡的斜坡向下一直延伸到运河。那个儿童车放在我们旁边的那块平坦的草坪台地上；我没有必要去说，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在谈话中间每五分钟就要站起来一次，去逗逗孩子。她终于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在那个金光照耀的下午看上去实在讨人喜欢，她在那支起来的车棚阴影里眨着蓝色的眼睛朝天空笑，用她那纤细的、不大灵活的小手朝着车棚上的太阳光圈抓——父亲乐不可支，好像过去从未有过这样的理性的奇迹，我们也高高兴兴地帮他逗孩子玩，好像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喜人的场面。这情景，这最后的幸福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接着，林普利太太从房屋游廊阴影中上边的台地上喊我们去喝茶。林普利抚慰着孩子，好像她能听懂他的话：“就来！我们就回来！”我们把放着孩子的车留在那美丽的草坪上，那里有密匝匝的树叶像屋顶似的遮住炎热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