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源于我创伤严歌苓其人 (第2/2页)

。现代人由于媒体的轰炸，已经形成了各种感觉的交叉。

    新京报：在你的写作过程中，哪部小说是由于你接触到一个视听形象而后创作呢？

    严歌苓：《扶桑》啊。在一个阴暗的屋子里，有一道光射进来，女人缎子般的肩膀款款站起来，这是一种直接用图像的方法。她的动作是由于我的呼唤而定型的。

    新京报；很多女性作家都擅长大段内心独白，细腻心理描写。你是背道而驰的。

    严歌苓：这主要是看一个作家体谅不体谅读者的问题。

    我的代理人接触过不少中国当代流行的小说，他说这样阅读作品就像陷入一个语言沼泽的境地，太WORDY了。你想让西方读者欣赏中国小说，更要体谅西方的读者。中国的作家和导演被宠坏了。所以说要有平常心，李安为什么能拍《断臂山》呢？还是因为他的人之常情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人不会去关心油盐柴米，李安特别喜欢做菜。

    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对控诉没有兴趣

    新京报：在《第九个寡妇》，你不回避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你的眼光是走了之后又回来那种。

    严歌苓：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还有一点，我自己也具有平常心，我没有把自己束之高阁，不参加造神这些东西，尤其在美国作家只是一个寻常的人，没有什么自己感觉了不得的地方。说到文革，文革使他们精英化了，文革也牺牲了很多人。我对控诉没兴趣，第二没人爱听。一控诉有人就反感，还不如给年轻人去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新京报：《第九个寡妇》中老公公在地下生活20年，你似乎应该会着力地去处理一个看不见活在地下的人，你却没有给他多少笔墨？

    严歌苓：这个小说是葡萄的视觉。是她看世界，而不是世界看她。葡萄看不见的事情就没有发生。就更有她一种生活停滞的感觉。这种痛苦比她的挣扎还要痛苦，像一个蛹一样封闭。

    新京报：中文版《第九个寡妇》和英文版的区别在哪里呢？

    严歌苓：主要区别在于意象性的东西不多。英文要求非常具体，它没有大写意的东西，写意体现在动作里，留给读者去揣摩。

    新京报：《一个女人的史诗》在你的作品中占有什么位置呢？

    严歌苓：是我非写不可的作品，但不想让我爸爸知道是我在写我mama。它被中央电视台买去了。

    动物与人最大的区别是永不变心

    新京报：我觉得你写动物写的很好，比如在《第九个寡妇》中驴子为了不被杀掉当成一堆驴rou，在得知早上要杀它，它半夜起来拉磨。

    严歌苓：我特别爱动物，从小就喜欢。我照了很多我和我的狗的照片。美国有报纸采访我的时候，拍照片时怕僵，我干脆把狗抱起来。我的狗不害怕镜头，她有时候还会抢镜头。对动物的怜惜受到外婆的影响，她特别喜欢猫，在最鼎盛时期她养过5只猫。我是一个动物狂。我也很喜欢通人性的马。马是最漂亮的动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的黑猫还用牙齿叼回一块金华火腿，让我们生出敬意。

    新京报：你写的人物大都去文明化，这和你对动物的爱有关系吧。

    严歌苓：是啊。我家的狗懂很多语言。

    新京报：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

    严歌苓：动物不理性吧。

    动物一旦爱上你，就不变心。

    新京报：你编剧的《少女小渔》、《扶桑》都受到好莱坞的青睐，你怎么理解文化冲突的问题？

    严歌苓：你不要去取悦任何，沿着自己的路去走就好。

    人家不欣赏你也无所谓。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小说最鲜明的特征是什么呢？

    严歌苓：告诉你一个真中国。

    新京报：你很欣赏和你一样有着远离祖国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吗？

    严歌苓：我现在只看那些对我在文字上形成冲动的挑战感的书，德国作家的《铁皮鼓》。我很喜欢很幽默的作家，索尔贝娄的书，DH·劳仑斯的书。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除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文坛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作家。

    2006年0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