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最严歌苓其人其文写输了的 (第1/3页)

    严歌苓：最爱写输了的女人

    朱玲

    生于上世纪50年代，15岁“初恋又失恋”；30岁婚姻失败，才想出国留学；零起点自学英语17个月，托福考577分，十年后在好莱坞写起了英文剧本；遭遇抢劫，下部小说就是《抢劫犯查理和我》；数次被FBI传讯，依然坚守着和美国外交官的美满姻缘；首次去孤儿院，喜遇生命中第一个女儿；写作不用电脑“嚼着铅笔头”写出海外9项文学大奖和《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前十）；李安说她不是好编剧，她编剧的《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获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并获得编剧奖…

    这一切“传奇”全被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写就。今年3月，酝酿了20余年却两个月成稿、描写中原农村女性的长篇《第九个寡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昨天，她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本报专访。

    女人比男人更有写头，尤其是女人中的输者，赢者都是一个面孔，而输的人各有各的输法

    严歌苓北京的家位于西坝河畔，房子是2004年买下的。严歌苓说，她经常要到国内搜集素材，北京是她的中转站。新作《第九个寡妇》，就是源于亲戚中听来的一桩河南的离奇大案。

    小说讲述的是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小寡妇王葡萄，在一次运动时将她的地主公公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在家里的红薯窖里20年的故事。其实，她听说这个故事已有20多年，但迟迟没有动笔“太传奇的事情常常很难脱离编造的干系，让人觉得不真实”直到2001年，严歌苓才有着手写这部小说的打算。“应该说，这个女性形象的无知无畏和宽厚包容都是源自于一种蒙昧，这样的人让我非常着迷”

    从“成名作”《少女小渔》到1996年创作、2002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的《扶桑》，直至去年的《穗子物语》、今年的《第九个寡妇》，乃至即将出版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甚至即将着手创作的一部抗战时期女性题材的小说，严歌苓一直痴迷于塑造女人。

    她的原因非常简单。“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严歌苓笔下的女人永远不会是温室中的女人，大多都是游离于都市或乡村边缘，感触着一些常人无法感受的生活，对此，严歌苓表示：“我对社会上的输者感兴趣，因为他们各有各的输法，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写作就要写有个性的人物。社会的输者各有不同，赢者都是一个面孔。”

    看着“红卫兵”朝父辈作歹，她大声说了句：“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

    严歌苓21岁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在《收获》上发表时，把父亲、老作家肖马吓了一跳。在父亲的眼里，女儿受安徽省剧团的mama影响，自小就在舞蹈、音乐上有着过人的天赋。12岁被部队挑去成了一名文艺兵。“我从不知道她有写作才能。”多年后再次提起这部处女作，严歌苓说：“那年，我们去西藏演出，发现那里的士兵好多年都没见到女孩。我就想，在一个荒僻没人烟的地方驻扎的兵站突然来了一个女孩子，一群18到20岁的战士面对一个丰满的青春少女会是什么样的心理？”

    自己擅长编故事，严歌苓很小就知道了。“7岁时，我在上海由外婆带着，当时父母在安徽。外婆说我是个害着贫血、慢性口腔溃疡、吃不香、睡不沉的孩子。这种孩子出去与人捉迷藏、跳绳、踢毽子不占优势，但讲故事不是这样。十岁左右的我，就给小朋友讲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讲的时候，我要是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命运的安排，就按自己的意愿即兴发挥。好些经我叙述的经典小说，都走样成严歌苓的版本。‘文革’来时，父母一夜间成了反动文人。看着几个‘红卫兵’朝父辈作歹，我大声说了句雨果的话：‘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

    她的故事更多的来自冷酷的现实———比如那个冬天，一对老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然后跳了下来，留下一堆透明的糖纸…

    除了编故事，少时敏感的严歌苓还擅长在大脑里储存一些不属于那个年纪的故事。“文革”期间的一个冬天，一对老年夫妻爬到很高的楼上，吃光了半年发的糖果，留下一堆透明的糖纸，然后跳楼自杀了，地上被砸出了两个坑。八岁的严歌苓好几次经过那幢楼，都看见糖纸在楼的附近飞。这一幕，融进了去年出版的《穗子物语》中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