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指桑骂槐 (第5/5页)

。鲁班门前弄斧头固然有点可笑，但要是真有三板斧呢？而最最“小儿科”的三字经居然拿到圣人门前去卖，那就实打实地可笑到家了。更可笑的是“别拿武大郎不当神仙”意思是要尊重人，别小看人，不要把人不当人。这就奇怪。要说“别拿吕洞宾不当神仙”还像回事，武大郎算哪路神仙呢？但反过来一想，又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想吧，要是连武大郎都被当成了神仙，还有谁不是神仙？

    同样“八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就比“事情只差一步，不要功亏一篑”有趣味；“他不把我当干粮，我也不把他当咸菜”也比“他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他”有嚼头。民间话语从来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难的是用其俗而不至于粗俗、庸俗。北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北京是不乏粗鄙粗俗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母猪胡同、灌肠胡同之类的地名，但并不让人觉得俗气，因为北京是中国最高贵最大气的城市，有一种其他地方没有的贵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至于沉沦。实际上，所谓北京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它们只可能在北京这个千年古都的特殊环境中熏陶培养出来的。因此，尽管方言俚语都难免“俗”却唯有北京，能够化臭腐为神奇，用土得掉渣的话说出最具有艺术性的名言来。

    六、再说雅俗

    南京则又是一番风味。

    如果说北京有贵族气，那么南京就更多文人气。南京是一个文人倜傥名士风流的城市，因此尽管南京也曾有过辉煌时代和英雄业绩，却“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人们记得住的只有“六朝金粉，秦淮风月”只有乌衣巷的故事和桃花扇的传说。略带女人味的文人气使南京有些“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却也使南京平添了不少儒雅。

    儒雅的证明之一，是南京的俚语俗话竟然可以对对联，或者说竟被人编成了对联，比如“桃干”对“杏核”“皮脸”对“rou头”“捣鬼”对“出神”杏核，指小孩高兴（得意忘形则叫“兴得一头核子”）；桃干，指儿童逃学；皮脸，指不知羞耻；rou头，指没有决断。兴杏谐音，逃桃谐音。桃干杏核，不过“指桑骂槐”但桃对杏，干对核，皮对rou，脸对头，捣对出，鬼对神，无论字面，还是内涵，都对得上，不能不承认是“工对”

    冯桂林主编的《中国名城汉俗大观》中收集了不少这样的对子，比如“坐冷板凳”对“钻热被窝”一个人不被重用，就叫“坐冷板凳”而要想改变处境，就得“钻热被窝”（巴结上司）。一冷一热，一动一静，一硬一软，全对上了，又如“眼睛会说话”对“拳头不认人”也很妙，一个六亲不认，一个八面玲珑，一个愣得不能再愣，一个精得不能再精，放在一起，对比十分鲜明。此外，如“脚面上支锅”（暂时安定）对“眼睛里出火”（看人眼红）“屁股上戴眼镜”（背光）对“喉咙里挂灯笼”（贪吃），都堪称绝妙；“推开窗子说亮话”对“站在楼上唱高腔”“巧姐难炊无米粥”对“老娘不是省油灯”也很好玩。俏皮话说到这个份上，就不是俗而是雅了。

    事实上雅与俗，不过一步之遥，问题是要有那份雅兴。如果有雅兴，其他方言也可以对出对子来的。比如广州话“丢眼角”就可以对上海话“吊膀子”广州话“卖生藕”也可以对上海话“吃豆腐”“丢眼角”就是飞媚眼，送秋波“吊膀子”则是调情，骗女人，可不正好是一对？“卖生藕”对“吃豆腐”也很妙。前者是女人卖弄风情，后者是男人心怀不轨。女人把自己白嫩的rou体当生藕卖，男人把女人白嫩的rou体当豆腐吃，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配在一起，倒也“相得益彰”

    不过上海人和广州人大约都没有这份雅兴。这是两个商业气很浓的城市，更看重的是经济实惠，而不是诗情画意。有一些词，虽然并无什么诗意，但在广州和上海使用频率却很高，比如“捞”和“轧”广州人喜欢说“捞”谋生、混日子、闯江湖叫“捞世界”；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下手，或者从不起眼的事情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或利益，叫“捞静水”；得到了好处和利益，或者获得了成功，完成了任务，叫“捞鸡”；发迹、高升、飞黄腾达，叫“捞起”；没什么正当职业，专靠坑蒙拐骗过日子的人叫“捞家”；而出卖色相的女人就叫做“捞女”反正世界是只大砂煲，就看你会“捞”不会“捞”

    上海人喜欢说“轧”交朋友叫“轧朋友”；凑热闹叫“轧闹猛”；看风头叫“轧苗头”；插一手叫“轧一脚”；婚外同居叫“轧拼头”；而受气吃瘪则叫“吃轧头”“轧”也好“捞”也好，在我们看来都不怎么好听，也不怎么雅—一个让人想到伸出手去抓，一个让人想到开着车去碾，但广州人和上海人似乎无所谓。

    广州话中还有两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搵和抵。搵是找的意思。觅食、谋生、找活路，叫搵食、搵钱、搵米路；宰客、骗人、讨便宜则叫搵丁、搵笨、搵老衬。抵指有价值的意思。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了。反正一件事情做不做，要看“抵唔抵”（值不值）。抵，就做；唔抵，就不做。像北京人那样“侃”（侃大山），像成都人那样“摆”（摆龙门阵），大约“唔抵”那就算了吧！

    当然，广州人也要“倾”（倾偈），也要“叹”（叹世界）。否则，就不会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广州人要“叹早茶”上海人要“孵茶馆”但他们不会像成都人那样把茶馆当作“民间政协”也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把侃大山当作一种“事业”甚至“职业”（比如说相声）。他们的“叹世界”也好“小乐惠”也好，也比北京人的“找乐子”更多物质生活享受的成分。北京人的“找乐”更多的是因物质生活不足而到精神领域去“找补”因此很容易发展为“贫嘴”可见同为“世俗”各地也不完全相同，说起话来，自然就风格各异。关于这一点，我在《读城记》一书中已讲得够多，再写就成“捣糨糊”了，还是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