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威尼斯 (第2/12页)

及此事了吧！”官邸的会议室，向来有历任统领的画像。在华立罗的位置处，则用黑纱盖着，上书“在此者为华立罗，因犯罪而被斩首”直到1520年，也就是165年之后，还有人看到4月16日威尼斯举行纪念仪式，在游行的队伍中，有人捧出带血污的花缎，仍称是1355行刑的遗迹。

    经过历史家的考证，以上所说华立罗之妻的艳闻外遇，没有实际的根据。大概因为官方记录不提及华立罗谋反的详情，其中出诸道听途说的细节也渗入正式历史之内。譬如说华立罗受刑之日，他已76岁，他的妻子才45岁。她的名字也在各书之中写成两样。扰事的斯东诺则确有其人，他后来也成为威尼斯的统领，在位期间自1400年至他逝世的1413年，为历史上有能力的领袖之一。在1355年，他还太年轻，很难被邀请到统领一年一度的宴会里去。如果他真有在华立罗面前放肆闯下大祸的轻佻情节，照理也不该再有各种机缘，循威尼斯的正规途径，由海军军官，而后任省长，最后被推举为统领。

    只是华立罗阴谋之动机，还是引人注意。他年事高，又无子嗣（拜伦的剧本里替他添了一个侄子，但是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自己出身于威尼斯最有声望的贵族家庭，又曾在政府的许多部门服务，也曾带兵作战，现任的统领一职，是终身制，他半年之前当选时，获得41票中的35票，他自己尚在亚威农（Avignon，法国境内，是教皇驻跸之处）作外交上的交涉。据他向朋友道说，他从未企求或运动这职位。然则何以几月之后，冒此大险，以致身败名裂？

    斯东诺的导火线虽没有根据，华立罗与造船厂头目伊沙内罗及其他员工的来往却是证据确凿，所以后来判死刑的不只他们两人，而有10余人之多。这些情形引起拜伦将他自己在19世纪初期的阶级斗争思想写进华立罗的头脑与口中。可是华立罗从未表示他要领导工人运动，同时这种运动放在14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也是不合情理。1355年去黑死病不远，欧洲人口一时大减，劳动力缺乏，已经引起工资普遍增高，因此也用不着促成暴动去提高工人的地位。

    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代表着法国大革命前后一般市民阶级企求自由的精神。他们所反抗的暴君乃是旧体制（ancienregime）的遗物，亦即是贵族、僧侣的领导人。以这种题材，加之于华立罗和威尼斯，则又不免张冠李戴。华立罗很可能的有做威权皇子（authoritativeprince）的决心。他很可能认为威尼斯的统领应有实权，不当受城中贵族层层节制。有些历史家认为他是主战派，他之发动政变乃是希望与热那亚作战到底，不为和议派的压力所转移。果真如此，他的悲剧并没有浪漫画家笔下牵涉之深。只能当作一种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有片面的历史意义。

    今日我们检阅陈迹，去华立罗企图发动政变已600多年，去浪漫派诗人与画家的笔下宣扬也超过一个半世纪。我们与其跟着拜伦和德拉克洛瓦去猜测这悲剧人物的心清，倒不如质问何以他的心情会引起后人如斯的注意。这题材既为舞台上的脚本，又是沙龙中的名画，则作剧作画的已经准备将此情此景永远保留，吟咏观摩。难道这1355年4月17日的一段往事真有如是魅力？

    我的答案则是引人入胜的不仅在于当时一段事实，而是牵涉着这事实的背景。拜伦说得好：“统领华立罗的阴谋，是现代历史中一个最奇特的政府、城市和人民的年鉴中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之一。”接着他又说：“凡事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像一段传奇。”

    关于威尼斯的外形和面貌，已有两位现今的作家指出：“威尼斯世间无匹。有理智的人不会在这地方建造一座城市。”时至今日，这城市内历史上有名的建筑物，都有继续沉浸在水中的危险。国际间援救的组织，正设法将软泥注入这些建筑的地基内，希望将之抬高。

    其所以如此，乃因威尼斯向来就不是计划中的城市。西元500年前后，几批日耳曼民族的部落侵入意大利半岛，此城乃在仓卒之中创设。一部19世纪的历史如是说：“他们都是难民，为数四万余，在5世纪被蛮族逐出他们的故乡，在这海沼之中避难。此处土地经常移动，处于咸水的沼泽之中，难民发现无土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他们（仍然）在此创立了黎多（Rialto）的港口。”

    所谓黎多原来泛指威尼斯各岛，今日则为两个主岛之一，在西边，与东边的圣马可（SanMarco）毗邻，中间只有一条大运河分隔。历来的安排，商场都在黎多，政府官邸及群众的广场则在圣马可。此外尚有环绕的诸岛，已属次要。这威尼斯城处亚德里亚（Adriatic）海之北端，也算是东西海岸的分歧点。两岛去大陆只有2.5英里的距离，其中大部分可以徒涉，可是内中却又有很多深水的水道，非本地人莫识，所以易于防御。在她1000多年的历史中，威尼斯曾数度濒于被侵犯的危险，可是直到1797年拿破仑将她拨给奥国之前，未曾为外国军队占领，其受大陆农业的影响也至微。

    拜伦所说，威尼斯的历史可以当作一段传奇看待，虽然容易体会，却无法直接的形容，现在容我作如是的解释：

    过去约2000年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政府，大体都是君权政府。君权的根据，总是“君权神授”既有宗教上的意义，也有道德上的附带条件。要是神启示于人，作之君，当然责成他率领臣民为善，否则就没有逻辑上的意义了。我们尚在它阴影之下，不容易遽尔体会到这种观念的源远流长。中国到20世纪的初年，才取消帝制。即英国在17世纪初年詹姆士一世也还在提倡君权神授，他自己著书不算，还一再口授政教合一的宗旨，曾亲自说：“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nobishop，noKing）其要义也就是要不让他派出僧侣管制臣民的心灵生活，就用不着由他出面做国家之首长。

    在这时候如果有人出面说：我偏不信你这一套。人生的目的，最初无非丰衣足食，既能温饱，则求繁富。然后得陇望蜀，更憧憬于权力与幻想间的各种欲念，只要我能达到目的，也不关你事。至于我的善恶，也有我自己的良心作主。我与神的关系，更非你与你的主教所能干预。

    这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