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节场第二部 (第13/27页)

究别的国家别的时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认为是真实的，他都拿下来。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都是心思灵巧的发明新形式的人，殚精竭虑，继续不断的做着发明工作，却把自己的发明丢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风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并不在于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在于把音乐语言说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坚强。这种富于热情的刚毅的精神，和法国人细腻而讲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为风格而求风格。法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在他眼里不过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诗人中间，有一个曾经立过一张"当代法国诗坛的工作表，详列各人的货物，出起或薪饷"；上面写的有"水晶烛台，东方绸帛，金质纪念章，古铜纪念章，有钱的寡妇用的花边，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珐琅…"，同时指出哪一件是哪一个同业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写照是"蹲在广大的文艺工场的一隅，缀补着古代的地毯，或擦着久无用处的古枪"——把艺术家看作只求技术完满的良工巧匠的观念，不能说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满足。他一方面承认他职业的尊严，但对于这种尊严所掩饰的贫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象一个人能为写作而写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说的是事实，你说的是空话…”

    克利斯朵夫有个时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尽量吸收，然后精神突然活跃起来，觉得需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对他的个性有种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几倍。在胸中泛滥的热情非表现出来不可，各式各种的热情都同样迫切的要求发泄。他得锻炼一些作品，把充塞心头的爱与恨一起灌注在内；还有意志，还有舍弃，一切在他内心相击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权利的妖魔，都得给它们一条出路。他写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热情苏解，——（有时他竟没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热情卷了去。但这矛盾不过是表面的：虽然他时时刻刻在变化，精神是始终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个目标的不同的路。他的灵魂好比一座山：他取着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浓荫掩蔽，迂回曲折的；有的是烈日当空，陡峭险峻的；结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巅的神明。爱，憎，意志，舍弃，人类一切的力兴奋到了极点之后，就和"永恒"接近了，交融了。所谓"永恒"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不论是教徒，是无神论者，是无处不见生命的人，是处处否定生命的人，是怀疑一切，怀疑生亦怀疑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些矛盾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恒的"力"中间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唤醒这个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恒"的烈焰。在这妖艳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经在他心头吐放。他自以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个儿就是一个信仰的火把。

    然而这是最容易受法国人嘲笑的资料。一个风雅的社会最难宽恕的莫过于信仰；因为它自己已经丧失信仰。大半的人对青年的梦想暗中抱着敌视或讪笑的心思，其实大部分是懊丧的表现，因为他们也有过这种雄心而没有能实现。凡是否认自己的灵魂，凡是心中孕育过一件作品而没有能完成的人，总是想：“既然我不能实现我的理想，为什么他们就能够呢？不行，我不愿意他们成功。”

    象埃达-迦勃勒①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们暗中抱着何等的恶意，想消灭新兴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热讽，或是使人疲劳，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适当的时间来一套勾引诱惑的玩艺…——

    ①易卜生戏剧《埃达-迦勃勒》中的主角，怀有高远的理想而终流于庸俗浅薄。

    这种角色是不分国界的。克利斯朵夫因为在德国碰到过，所以早已认识了。对付这一类的人，他是准备有素的。防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下手为强；只要他们来亲近他，他就宣战，把这些危险的朋友逼成仇敌。这种坦白的手段，为保卫他的人格固然很见效，但对于他艺术家的前程决不能有什么帮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国时候的那套老办法。他简直不由自主的要这么做。只有一点跟从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经变得满不在乎，非常轻松。

    只要有人肯听他说话，他就肆无忌惮的发表他对法国艺术界的激烈的批评，因之得罪了许多人。他根本不想留个退步，象一般有心人那样去笼络一批徒党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费力的得到别的艺术家的钦佩，只消他也钦佩他们。有些竟可以先来钦佩他，唯一的条件是大家有来有往。他们把恭维这回事看做放债一样，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向他们的债务人，受过他们恭维的人，要求偿还。那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放给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变了倒账。他非但分文不还，还没皮没脸的把恭维过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认为平庸谫陋。这样，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却怀着怨恨，决意一有机会便如法炮制，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许多冒失事中间，有一桩是跟吕西安-雷维-葛作战。他到处遇到他，而对于这个性情柔和的，有礼的，表面上完全与人无损，反显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家伙，克利斯朵夫没法藏其他过于夸张的反感。他逗吕西安讨论，不管题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会把谈锋突然之间变得尖锐起来，使旁听的人大吃一惊。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种种借口要跟吕西安拚个你死我活；但他始终伤不到他的敌人。吕西安机灵之极，即使在必败无疑的时候，也会扮一个占上风的角色；他对付得那么客气，格外显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体统。克利斯朵夫的法语说得很坏，夹着俗话，甚至还有相当粗野的字眼，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早就学会而用得不恰当的，自然攻不破吕西安的战术了。他只是愤怒非凡的跟这个冷嘲热讽的软绵绵的性格对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为他们并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情形：就是说吕西安那种和善的面目是虚伪的，因为遇到了一股压不倒的力量而想无声无息的使它窒息。吕西安并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样等着机会：不过他是等机会破坏，克利斯朵夫是等机会建设。他毫不费力的使高恩和古耶对克利斯朵夫疏远了，好似前此使克利斯朵夫慢慢的跟史丹芬家疏远一样。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实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谁都对他不满意，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并且还进一步反对所有的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但更不喜欢反犹太的人。这般懦怯的多数民族反对强有力的少数民族，并非因为这少数民族恶劣，而是因为它强有力；这种妒忌与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