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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萌绿亦可枯黄:言慧珠往事 (第2/9页)
红。她高大又苗条,艳丽又纯洁,眉宇间荡漾着一股英气。难怪人家说,她不像南方的闺阁千金或小家碧玉,是个绝代的北国胭脂,燕赵佳人。一旦登台,京津沪那些个捧角儿的,就趋之若骛。尽管是敌伪时期,照样被捧上了三十三层天。 言慧珠的一只脚踏上舞台的同时,另一只脚跨入了银幕。她一直是个出色的戏剧、电影两栖演员。1940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的《三娘教子》影片,是言菊朋、言慧珠、言少朋一家人的合演,后来还拍摄了《逃婚》、《红楼二尤》等多部影片。从她的好奇、好动、好强、好胜的个性与灵动飞扬的艺术天分来看,这又是理所当然的。电影明星不像戏曲艺人那么保守,言慧珠从中比别人更早、也更多地接触到西方事物,生活也渐渐浪漫起来。应该说,电影给她的舞台表演带来了光彩,同时也给她的情感生活制造了许多麻烦和不幸。 【入梅门】(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言慧珠要成为梅兰芳的高足,必得获其悉心真传。她距离这个追求的目标,既近又远。近,是因为梅、言两家本就认识;远,是说要梅收下女弟子,决非易事。言慧珠为入梅门,可谓煞费苦心。第一步是要跨进梅宅。进了门,一旦梅先生发现了自己的天赋,事情就有了六、七分。她先是结识了梅府红人李三爷(释戡)和许二叔(姬传),很快取得他们的好感。再后,她抓住了梅老板的千金(梅)葆玥,哄得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成天价围着“言jiejie”转。这一步,已是十分圆满。因为要梅兰芳亲授说戏,如无梅家子女在侧,日子一久,便难免生出闲言碎语。言慧珠对梅氏夫妇执礼谦恭,敬奉周到。但要找学戏的机会,可就难了。因为梅兰芳的职业习惯,每天很晚睡,翌日下午才起来。不一会儿,贵客、好友、弟子便纷至沓来,直至深夜。稍有空闲,梅夫人便会出面挡驾,劝其休息。正觉无计可施,她突然发现葆玥喜欢听故事。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是件轻松的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长又长,像多卷本的《天方夜谭》。为了听个结局,葆玥请求父母容许留言jiejie歇夜。而过了晚上12点,梅老板就会闲下来,半夜时分跟他聊聊天,说说戏,他是高兴的。这样,无论烈日严冬,言慧珠天天赶到梅府,给葆玥讲故事,跟梅先生学戏。 这当是抗战后期梅兰芳从香港返回上海的事。 1945年抗战胜利,梅兰芳复出,登台唱戏。不管演多少场,言慧珠是场场必到,风雨无阻。有时自己刚下场,连卸装都来不及,就赶去看。好在梅兰芳的戏都是大轴,放在最后,一般都不会错过。言慧珠最懂得引人注目的技巧。她看戏总是掐准时候,在大轴将上场之前几分钟才进场。座位差不多是在七、八排中间。她扬着头,迈着轻松的步子,由后而前。高跟鞋响着清脆的韵律,好像告诉所有的看客:“我来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绛红色的呢大衣,脖子上围着两条玄狐,还是整条狐狸做的。那在当时是最最时髦的。在灯光照耀下,加之高挑丰满的身材,闪闪发亮的大眼睛,真是“容光四射,明媚照人”坐下之后,她先不看戏。挺着脖子用眼睛向前后左右扫射一遍,接着抬起手理理鬓角,打开手包,用小镜子照着补妆,扑扑粉、抹抹红。她的这些小动作,也好像在告诉人们“言慧珠在此”直到梅兰芳出场,才收敛一切,专心看戏。她细心地看着梅兰芳的每个动作、身段、台步、水袖,还不时用笔记录。其实,那时的言慧珠已然大红,在艺术上却仍像个求索者,求索不止。哪像我们现在的戏曲名角、名家,一旦自己红了,就再也不进剧场看别人的演出。 言慧珠 言慧珠学梅兰芳极像,扮相几可乱真,唯一的差别是下巴比梅稍短了点儿。论身段,梅兰芳是男性,属中等身材,言慧珠则是修身玉立。扮起来,二人高矮肥瘦就差不多了。言慧珠的化装术非常高明,能够在眉宇之间画出梅兰芳那种神韵。 独具慧眼的梅兰芳对言慧珠是破格栽培,言慧珠亦知冷知热。对恩师、对梅氏一家她都爱之弥深。这里仅举一例,梅兰芳三代世居京城,饮食上习惯于北京风味,尤嗜豆汁。久住上海的他,说起故都小食,真有一付怅然若失的神情。凡离乡背井的人大多有此体会,因为人的乡情往往缠绕在寻常的感官印象之上,而在所有的感官印象里,味觉记忆的残留是最持久、也最是强烈的。言慧珠赴沪,特地用几个四斤容量的大玻璃瓶(可惜那时没有塑料桶)装满老北京最好的“豆汁张”的上品豆汁。梅兰芳大快朵颐后,亦深感弟子的一片至诚,别说女子,就是男人带着几大玻璃瓶豆汁上飞机,也是辛苦。言慧珠就是用女人的心思、男人的气力去做这样的小事敬奉恩师。 1961年8月,梅兰芳病故。在首都剧场举行公祭的那一天,她和丈夫(俞振飞)从青岛搭乘飞机赶来,言慧珠一身疲惫、满脸哀伤地站在剧场门口…一个培养她、爱护她、理解她的人永远地离她而去。 记得1984年,文化部举办高规格的纪念梅兰芳诞辰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播放了上个世纪60年代言慧珠关于《穆桂英挂帅》(梅兰芳晚年排演的最后一个出戏)录音讲话。播放完毕,全场沉寂。言慧珠讲话内容之深刻精辟,语言表达之准确流畅,令在场的所有从事戏曲理论研究的人感到羞愧。她不愧为梅门第一高徒! 【父女】(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民国二十九年(1940)2月,言慧珠和她的父亲在北京吉祥戏院唱戏。压轴(即倒二,倒数第二出戏)是女儿的《女起解》,大轴(最后一出戏)是父亲的《托兆碰碑》。那时吉祥戏院的看客,以学生为多。他们都是言慧珠的基本观众。《女起解》唱完,随着言慧珠下场,学生们也撤了。等言菊朋上得台来一看,观众走了一大半。他这才明白:上座不错来自女儿的号召力,自己则是大势去矣。天哪,几十年的艺术竟不如一个毛丫头叫座了,回家就病了一场。 病愈后,言菊朋又不服气了。不跟女儿合作了,为争口气,不沾女儿的光,自己唱。言慧珠正求之不得呢。从此各处跑码头,红透了。而老子却每况愈下,潦倒以终。 他去世那年,才五十三岁。言慧珠正在哈尔滨演出,无法奔丧,只有一个儿子(言少朋)赶回北平料理了后事。十七年后,步入中年的言慧珠发表了一篇题为“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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