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二 (第8/13页)

百姓，最愚昧但又最神圣。敦厚之辈，表面上看有的迷糊，有的浅陋，这像是愚昧。但皇帝的对或错他们没有不明白的，喜好厌恶没有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不传开的，做的事没有不仿效的。用谋略驾驭，他们就会欺诈；表露出疑心，他们就会得过且过。不按照礼节接待，那他们就不屑于为仁义而死；不用真情抚慰，那他们就轻视为皇帝效忠。皇帝怎么做，臣民就跟着怎么做，皇帝施恩惠，臣民就报答他。

    这就像影随形体、回声应响一样。所以说“：只要国家用至诚相待，就能为他献出生命。”不求全省察自己而求全责备别人，不在前对人真诚，却希望后随者一片至诚，就一定会欺诈和不讲信用。现在方镇不忠于国家，陛下发动军队征讨他；臣子欺骗皇上，陛下下令杀死他。有关官吏听从命令而不敢赦免，是拿陛下拥有的权力来责求他们不应有的行为。所以真诚、信用一刻也不能丢掉。希望陛下千万信守，努力实行，担心不是陛下后悔的理由。

    《传》中说“：人谁没有错呢？错了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仲虺歌颂成汤的品德说“：改正错误不吝啬。”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绩说：“天子有错误，仲山甫帮他改正。”成汤是圣明的国君，仲虺是圣明的辅臣，圣明的臣子辅佐圣明的国君，不说他没有错误，而说他改正错误；周宣王是中兴周朝的贤王，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臣，吉甫歌颂他的君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赞美他补救错失。那圣贤的心愿，把改正错误看成是可贵的，已很明显。错误缺点，最聪明的上等人和最愚昧的下等人都难免，只有聪明的人能改过从善、愚昧的人以改过为耻而走向邪恶。自古以来，其间有的臣子崇尚阿谀奉承，有的国君自封圣明，遏止大仁德，实行小伎俩，才有进朝廷就亲近、出朝廷就诡辩不实的臣子。jianian恶由此产生，善美因此阻断，天子的头脑因此昏乱，直言谏诤的臣子因此获罪，献媚讨好的伎俩盛行，危害很大。太宗皇帝有文武仁义的美德，治国达到太平盛世的功劳，可说是威极一时，可是人民到现在仍以他听从劝谏、善于改过作为首要称颂的美德。由此可知听从劝谏、知错就改是帝王的大功业。陛下说谏官议论国政，把好事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皇帝，实在不是美事，但对于大德并没有亏损。

    听取劝谏而不避忌，传扬开来，正好增添美誉；拒绝、避忌劝谏，又怎么能禁止它不传播呢？不应该用这做借口阻塞进谏的途径。

    圣人不忽视细微的事，不欺侮鳏夫寡妇。大话不能实现的不要采用，实话合乎道理的莫要拒绝；顺心意的话不必都肯定，不顺心意的话不必都否定；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不一定对，与大家相同的意见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见效慢的意见不一定愚蠢，甜言蜜语过分重利的主张不一定聪明；用社会实际考察，只要是好的就保留，就可以获取全国的民心。

    人的情感容易被偏信蒙蔽，被猜疑阻隔，忽视看不起的事务，偏爱欲求的事物。

    偏信，听取意见就会不顾实际，所以有失去分寸的话；疑心太大，就会即使是实话也不愿听，所以接受失实之辞。轻视某人就可能遗漏应该重视的事情，追求某事就可能容纳应该抛弃的人。如果放纵私欲，不考察实际，这就失去天下的民心了。所以常情所轻视的，圣人所重视的，不一定就羡慕高深、偏爱奇异。

    陛下又认为相同又没有根据的话，加以询问就哑口无言了。我认为，陛下虽然问得他没话说，没有问明他的道理，能使他口服不一定让他心服。况且臣子的心意没有不希望表达给皇帝的，皇帝的心愿没有不想让臣民了解的，但是臣民经常因下情难于向皇帝表达而苦闷，皇帝也经常为自己的意愿难被臣民理解而苦恼。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九种弊病还没有去掉。我所说的九种弊病，皇上有六种，臣子有三种：喜欢超过他人；耻于听到批评；显示能言善辩；炫耀才智；强化威严；刚愎自用，这是皇上的毛病；献媚奉承；瞻前顾后；胆小怕事，这是臣子的毛病。好胜又以听批评为耻，一定爱听花言巧语，避忌直话、实话；献媚者得以进言，忠诚真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卖弄巧辩又炫耀才智，必定凭言辞来折服人，料定别人说假话，那么持观望态度的人就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说话，切磋的好处就不可尽得。强化威严而刚愎自用，一定不能平易近人和承担错误，那么胆小懦弱的人来了，合乎情理的话就不会陈述了。连尧舜也担忧难于深刻地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凭一问一答就断定全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如果想治理国家，但不努力争取人心，那么国家根本不会太平；努力争取人心，但不尽力接近臣民，那人心根本就争取不到；努力接近臣民，但分不清君子小人，那臣民根本就接近不了；努力分清了君子小人，但厌恶正直的人，偏爱阿谀奉承的人，那君子小人就根本分不清了。求一团和气，讨皇帝喜欢，有的人从中得到极大利益；冒着灾祸触犯皇帝的尊严提意见，有的人因此遭到大祸害。当皇帝的人为求言用重利诱导，还怕忠诚正直的话听不到，何况疏远、阻拦和猜忌呢？

    这时，叛贼没有消灭，德宗皇帝想第二年就改换年号，而掌握律历的官员坚持说国家适逢厄运，应该改变年号，表示国家新的开端。德宗皇帝于是商议改加堂皇名号。陆贽说“：现在皇上远离京城避难，叛乱的罪魁祸首还没有消灭，这是人心决定向背，天意决定去留的时候，陛下应该深刻地反省自己，振奋民心，不应该替自己增添美好的名号来牵累您谦虚的品德。”德宗皇帝说：“您的话本来好，但应当稍有变革，请您为我谋划这件事。”陆贽说：“古代帝王，品德符合上天的名号是‘皇’，符合大地的名号是‘帝’，符合于人民的名号是‘王’，以天为父亲，大地做母亲，来养育人民，创造财富、都能适宜的人的名号是‘天子’。这都是很大的名号了。夏、商、周这三代以前，颂扬君主的美德，不敢超越以上名号。到秦朝才兼称‘皇帝’。流毒影响到后世昏庸的国君，才有‘圣刘’、‘天元’的名号。

    所以帝王权衡轻重的，不是名号，而是看品德如何。如果认为逢艰难应该有变革，不如承认错误，降低名号，以此敬奉上天的禁戒。况且改革旧政，矫正失误，是最明智的；去掉浮名虚荣，是最聪明的。怎能宁可加多余的名号来遭受实际的灾祸呢？”德宗皇帝听从了他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