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张艺谋的 (第2/3页)

粱》至今，我的电影再没有表现过那样张扬的生命力。我想要重复也重复不了。从对方那里获得灵感

    大江：我想问莫言先生，反过来你从张艺谋的电影中有没有得到什么启示？对自己的小说有什么新的发现？

    莫：当然有。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或其他的艺术样式，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艺术。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或话剧，时间长度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节全部利用起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进行特别的强调。《红高粱》电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把我小说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提取了出来。仿佛从一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我还对张艺谋说，莫言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改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我的小说无非是给你提供了一点材料，引起了你的兴趣，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你完全可以添加情节，添加人物，放心大胆地按照你的激情去发挥。

    电影的影响的确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以后，除了文学圈也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但当电影公演过后，我从高密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声大唱“meimei你大胆地往前走”我才感到电影确实是不得了。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

    大江：我读了莫言的作品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对生命的描述，使我获得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想今后从莫言的文学里找点灵感写点更好的东西。莫：这是互相影响的。我读你的《小说的方法》，每读两行我就要想半天，我想这个地方我也可以顺着同样的思路发展下去，发展成一篇小说。比如你讲到麦克威尔在他的《白鲸》里，引用了《圣经·约伯记》里的那句话“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你说这是你的小说创作的最基本的准则，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这也是我的创作原则。我们做电影也好、搞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惟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惟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说不说是我的问题，信不信是你的问题。拍不拍是你的问题，看不看是他的问题。但我要按我的想法来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只剩下一个观众。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

    大江：距《红高粱》事隔十二年之后，你又拍了《幸福时光》，也是莫言的小说改编的，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电影的呢？

    张：其实我是一直在期待着合作。我发现莫言的作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这跟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有关，从最早写人的传奇、家乡的故事，慢慢到写身边的事情，恰恰我也正想拍身边的小人物。后来看到《师傅越来越幽默》，那是在《收获》上，我一看标题就觉得特别好玩，一看是莫言写的，我就把它先搁起来准备重点阅读。到了晚上，一口气读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也能表达时代的变化，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改编。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小说中的人物的身份电影里不好表现。他的故事里的人物是过去一个时代的劳动模范，到了新的时代，他的观念、生活甚至生存，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幽默很荒诞的故事。但电影中这个人物只能改，不能是劳动模范，所以只能是退休的职工，还不能是下岗职工。其实我们也是力图保持作品的戏剧性去折射时代的改变，让我们的目光始终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但最后我是觉得《幸福时光》传达的他的那种东西太少了。现实题材的限制比较大，没有像《红高粱》那样得他太多的“真传”大江：《幸福时光》的电影怎么样？莫言你看了吗？

    莫：我看了。我与艺谋有同感。有句话说，艺术家是带着镣铐跳舞，他的镣铐过于沉重。我的原小说写的是一个劳模临近退休突然下岗了，他整个人落到了一个不尴不尬被晾起来的境地，这才由此产生一系列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张艺谋的电影把人物的身份变换了以后，就面临着再创作的巨大困难。如此一来，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环境就没有意义了。小说中在汽车壳子里所发生的故事又涉及到一点性的问题，在电影里也是不太好表现的。假如这部电影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富有挑战性，而张艺谋非要拍，结果就遭遇了很多障碍。绕来绕去，他心里很多想的东西只能是曲曲折折地表现出来。这与《红高粱》的直接“吼”出来不同。因为我是小说作者，我看了以后，有的地方还可以会意，但观众看了以后就很难感受到我们原来创作的初衷。我想任何一个大导演或者任何一个作家，他的整个创作生涯肯定有起伏，这种起起伏伏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家向高处攀登的表现，为了爬上更高的山头，有时候可能要故意向下落一点。张：你是说我们故意往下落（笑）。传神地、写意地表达一种精神还是《红高粱》来得痛快。我发现古代题材在处理社会环境方面就容易得多，比如我最近拍的武侠题材。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冲动去直接反映现实生活。

    越来越少的读者和观众

    大江：你们说八十年代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进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