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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草！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就深表赞成：“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缝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定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