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夏至 (第11/20页)

记录。据他供述，调查人员自口袋里取出写有Barathion的小纸片强迫他照抄承认，他无奈照写后，不久调查人员又来说：“我们副局长说，要将B字改为P字才对，你要再写过。”他“处此环境，迫得照他的意思，将原来的名称Barathion改为Parathion，现在案卷里，仍有我涂改的原来笔录存在”虽然证据和其他证人都证明根本没有提供巴拉松的事，但是，法官照判陈华洲教授是杀人犯。其中一个插曲是：陈华洲因为是大学教授，他在调查局所受的刑求，比其他被告“客气”些，但他最后诬服，竟是别有内情。原来案发前几年，他曾从警总保过一个陈姓学生出狱，后来这学生投共了，调查局拿这件事来逼他选择，是愿坐“匪谍”的牢呢，还是坐“杀人犯”的牢？苛政猛于虎，两害相权之下，他宁可做“杀人犯”也不敢做“匪谍”于是，他屈服了。后来被判无期徒刑，病死了。在临死前他还说：“我这一辈子没看过巴拉松，没研究过巴拉松，没想到却被巴拉松害得那么苦！”

    欧卡曾：我也是啊！也宁愿做别的，什么犯都成，就是别做共产党，吓死人了。在共产党与杀人犯之间，我也宁愿做杀人犯。

    龙头：杀人犯也没那么好做的。武汉大旅社命案的游全球最后受不了了，承认是杀人犯，但是不行，还要他咬出别人来。他说要咬谁啊，请告诉我。但调查人员又不肯提示，这不是怪事吗？其实这是不了解办案心态的缘故。以我的案子为例，他们逼我，我说：“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送，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你们填我是‘匪谍’、是‘台独’、是长白山上的‘老狐狸’，我被抓时，正是电视剧《长白山上》外号‘老狐狸’走红的时候，悉听尊便，都行！”可是，他们不肯，他们说：“他妈的你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进了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敲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他们说：“我们不提示！”正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不提示”所以才有新疆王盛世才那种整人作风。当年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诬、自己说出口。于是丁慰慈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可是还打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慰慈由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一路往上升后，再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慰慈说出五十万，盛世才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这种办案心态，后来我才悟出道理来，原来这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一种自欺型的虐待狂。明明以冤狱整人，却听犯人自己说出口、看自诬细节以为乐，乐而久之，他们也多少自欺这不是冤案、假案、错案，这是无风不起狼的。于是，他们心虽不安，理却得了，遂根据犯人的乱说而乱编，嵌入法律，把案子咬得死死的，最后，奖金他们拿，大牢犯人坐，周而复始，冤狱连台了。

    余三共：龙头分析办案的心理状态，真是入木三分。这正说明了他们存心制造冤案、假案、错案，却不直截了当，写好口供，逼犯人盖指模了事，而要绕一大弯，从犯人口中说出五十万卢布，数目跟他们的底价相合，才算满意罢休。

    龙头：最后犯人盖指模的时候，为免事后纠纷，有时还拍照存证呢。游全球的例子就是。据我所知，这种盖指模的方法还算是客气的。有个人叫余掁邦，他本是调查局干员，因为被自己人整，变成“匪谍”他跟我说，他很内行，知道不能盖指模，他始终拒绝盖指模。但也没用。他口供上的指模，是他被打昏后，被办案人员按他的手盖上去的。——反正这些人要你的指模盖上口供，他们是不愁没办法的。

    余三共：我不懂的是，案子纵使成立了，最后还是要移送法院审理的，难道法官也不主持一点正义吗？

    龙头：法官？别提什么法官了！法官不都是国民党一窝人吗？以武汉大旅社命案为例，前后审了十七年，前后经手七十多位法官，除了三位改判十五年外，十七年间，竟没有任何一位法官主持过一点正义，甚至在开庭后，有的法官说：“我知道你们是冤枉的，可是我是公务员，不是包公啊！是包公也没办法啊！”有的法官说：“调查局移过来的案子，不判行吗？”有的法官说：“我没害你们，人家怎么判，我就怎么判。”有的法官说：“你们的口供已经把你们咬得死死的，你们还想怎么样？”有的法官说：“十几年有什么了不起，关三十年的还大有人在。”我看过那张七十多人的法官名单，还记得有曹德成、石明江、吕有文、王甲乙、王刚等，后来他们都升了官。在这里，法律是保护政权的，不是保护人权的，是保护政权的工具，不是保护人权的屏藩，你相信它、相信法官，你就太天真了。武汉大旅社命案的律师们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律师办这件案子，就好像和尚帮人念经超渡，经是念完了，但被告们能不能“超渡”完全看他们的运气了。

    余三共：武汉大旅社以外的案子呢？法官的表现有没有好一点？

    龙头：我举个景美翁媳命案给你领教领教。案子说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头子张国杰借钱不遂，杀了老朋友和老朋友的媳妇。他的案子，经地院判决、高院判决、高院更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最高发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前后共经二十三次。每次死刑或判一个，或判刑两个，共判死刑十九个，参与的法官地院一人、高院三十三人、最高五十五人，前后共八十九人。几乎每一个法官都轮流到了，并且一轮流再轮流了。法官一路判他死刑。但说杀人，得有凶器，凶器是什么，始终描写不出来。还是一个法官叫林晃的聪明，他摇头晃脑，铁口直断，说是刀。林晃的判决书说行凶时“顺手检取一刀”既然就地取材，当然刀是苦主家里所有。但苦主却到庭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