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离婚与新阿西莫夫逸闻趣事 (第1/5页)

    第十一章　离婚与新爱

    1970年7月4日，一个周五的傍晚，阿西莫夫独自回到了纽约。他住进了克伦威尔酒店。这是他来纽约时常住的地方。但与往常只住一两个晚上不同的是，这次他打算长住一段时间。

    第一个晚上他极为孤独。他知道自己是对的，应该离开与杰特鲁德在一起时那种死水一潭的生活，离开波士顿那令人恐怖的闭塞；但下一步他该何去何从呢？写作是他的避难所，但现在，书房正由一个运输公司打包运往纽约，要几天后才能到。他不能在周末去出版社，正值法定假日，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朋友也已纷纷度假去了。他后来声称，那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可怕的夜晚，也是他自25年前在军营中度过第一夜以来情绪最低落的一个晚上。

    珍尼特再一次将他从悲惨的沮丧之境中拯救了出来。尽管她已机警地意识到杰特鲁德的律师可能会对她在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破裂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她还是提出艾萨克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前，可以暂时搬到她在中央公园西区80号的寓所内，但艾萨克决定不急着接受邀请。于是他只能在克伦威尔酒店度过第一夜，但他一夜未眠，辗转反侧，反复考虑着未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现在了珍尼特的门前。

    这一举动将两人的未来连接在了一起。在度过了孤独的星期五之夜后，艾萨克与他的这位密友共享了一个美妙的周末。他们在中央公园漫步，从周六早上一直谈到晚上；周日，他们又开车去了威斯彻斯特（珍尼特的父母住在那儿，但那时他们恰巧不在）。愉快的周末治愈了离异给阿西莫夫带来的心理创伤。周末过完时，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活力和信心，随时可以迎接这个世界及未来的种种挑战；而有着自己心理学事业的珍尼特也得回到她的病人之中。

    当意识到自己不能马上开始写大部头的作品时，阿西莫夫开始陷入了烦躁不安之中。他担心自己因为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太深而再也写不出东西来。在克服了这种不合逻辑的迷信想法后，他强迫自己写了一个乐观的科幻故事，起名为《最伟大的资产》。虽然原定的杂志拒收这篇作品，阿西莫夫却在当天将它卖给了坎贝尔。他又开始写作了。

    艾萨克与珍尼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呆在珍尼特公寓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克伦威尔酒店。经过一个多月的两地奔波，珍尼特最终建议艾萨克搬到她的寓所，而将酒店的房间当做办公室。克伦威尔可以作为他的邮件地址，还可以把他的书房也设在那儿。珍尼特的公寓离酒店并不远，地方也足够两人住。艾萨克很快意识到他可以将自己的两台打字机各搁一处，万一突然有了灵感，写起东西来也很方便：这是个好主意。阿西莫夫接受了她的邀请。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1970年夏天，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意识到，两人坠入了爱河。当8月尚未结束，艾萨克到纽约还不到两个月时，他们就公开了两人的关系。艾萨克带珍尼特出席了朋友们共进晚餐，其中有些人是她认识的。很快，他们便与戴瑞斯夫妇、本·波瓦、拉利·阿什米德及其他朋友一起出人于公众场合了。艾萨克的朋友们都接受了这个新安排，并与珍尼特相处得很融洽。

    拉斯特·戴瑞尔与艾萨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坎贝尔任《惊奇》杂志编辑时，他们就一起为这份杂志撰稿。拉斯特的第一位妻子与艾萨克关系非常好，但在1969年的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戴瑞尔于1971年再婚，妻子朱迪·琳·本杰明也是艾萨克多年的好友。她在进伯兰亭图书出版公司前曾在《银河》科幻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像艾萨克的许多朋友一样，她与艾萨克之间是一种公私兼杂的关系。

    70年代初，艾萨克又焕发了青春。朋友们开始注意到他比以前似乎愉快多了。当然，他一贯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信心十足地吹口气，掩饰自己所有的压抑——他自以为这是个有效的办法，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好友们都知道，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已是何等糟糕，逃离波士顿的生活束缚，对他来说有多必要。与珍尼特在一起，艾萨克又找回了自我。

    珍尼特的爱情给艾萨克带来了极大的幸福，但新的风暴又来临了。70年代，艾萨克虽然获得了解放，并与珍尼特两情相悦，但这个年代对他而言的确是个多事之秋。

    麻烦是从1971年7月约翰·坎贝尔的逝世开始的。尽管从50年代末，阿西莫夫与坎贝尔就已渐渐疏远，但两人仍有书信来往，并且他们的私人关系也未因为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受到影响。阿西莫夫一向憎恶伪科学，而坎贝尔却情有独钟，与红极一时的流行作家罗恩·哈伯德创立的戴安纳提克斯宗教团体及类似的一些组织过从甚密；同时月西莫夫坚决反对坎贝尔的政治、社会理论。坎贝尔是极端的亲英派沙文主义者，阿西莫夫则是憎恶尼克松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但这些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减轻阿西莫夫在听到好友噩耗时的悲伤。

    坎贝尔死于主动脉破裂，当时他正看着电视，享年61岁。成年后，他一直是个大烟鬼，且深知自己患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症，死神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一些好友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阿西莫夫读了赞美诗第二十三节，然后众人回到坎贝尔的家中喝了杯闷酒。

    阿西莫夫说听到坎贝尔去世的消息时，他的悲痛仅次于两年前他的父亲朱达死时他所经历的悲痛。他第一个声称，他的文学成就应归功于坎贝尔并称赞他是“我的文学之父”

    33年前，阿西莫夫认识了坎贝尔。尽管近15年来，他卖给坎贝尔的故事没多少，但他知道，他欠这位《惊奇》杂志编辑的实在太多了。要不是在年轻时曾得到坎贝尔的指导和启迪，也许他不会如此顺利地取得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并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坎贝尔去世后不到6个月，阿西莫夫的生活又出现了一次危机。1972年1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发现患有甲状腺癌，必须马上动手术。

    这是他活到52岁以来，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英年早逝。他并不怕死，却极其奇怪地害怕他所认为的死后的难堪，他担心人们会嘲笑他只活了52岁，以为他是个病秧子。

    手术非常成功（尽管他在开第一刀时给大夫背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