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大将点火元帅升帐 (第2/5页)

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抹杀甚至全盘否定去年练兵成绩的做法，累积心底的不满便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和对象。不待这位总政领导人讲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便站了起来：“你讲清楚，谁说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我们济南部队来的尖子哪个是假的？搞民兵表演，祖孙三代上靶场，爷爷假还是孙子假？全是真的！他们打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加的人都心服口服，怎么是假的？谁说假的我就跟他辩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杨得志、杨成武、杨勇是齐名的三位上将，战功显赫，名冠全军，被誉为“三羊（杨）开泰”都是挂过先锋印，凡事敢出头冒尖的人物。杨得志头炮一开，引来了“万炮齐放”

    “你们说大比武以后不比了，我就比！不比就没个高低上下，就分不出先进后进。”声音愤慨激颤的是杨勇上将。十三陵军事表演，上阵的官兵，一个来自杨得志的济南军区，一个就来自他任司令员的北京军区。他大比武劲头比谁都足，当兵的不比武比什么？是他兴冲冲跑到贺龙家报告毛主席要看他的兵表演，是他选派自己的“精锐”上了演武场，是他陪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全部表演。大比武受批判时，又是他跑到贺龙家里，发牢sao：“他们搞调查报告，说枪摆一条线是花架子，脸盆、被子整整齐齐一条线也是花架子，这算什么文件？”贺龙接一句：“东西乱扔，整天懒懒散散拿本语录就是好架子？”贺龙这个态度对杨勇无疑是个支持。现在他亮开大嗓门冲着总政那位领导人反击：“去年的军事训练真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没有过的高度。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就是别有用心！”

    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军事和政治可说是由来已久的一对矛盾，战争年代这种矛盾以相辅相成为特色，和平时期在占用时间上有矛盾，到了林彪搞“突出政治”这一套时，相互冲突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林彪搞的是“方向”、“路线”斗争，但绝大多数军队指战员，包括“三杨”这样的上将军，开始并不曾知道这一点，他们只是以军事政治在时间和部队建设中各占分量及时间比例来看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以为是军事丁部同政工干部由来已久的一种老矛盾。

    总政这位领导人也是没想到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的这场争论背后，有着一场大的政治较量。出于政工干部为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时间争位置，他也激烈地坚持着：“你们就是用大比武挤占了政治教育的时间，用军事训练冲击政治！”他领有林彪的指示，不客气地对张宗逊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检查！”

    张宗逊本是个稳重厚道的将军，现在不由他不激动，大声坚持不让：“去年军事训练是我军多少年来最突出、成绩最好的一年。要说比武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那也是前进中的毛病，不仅军事训练中有，政治工作中同样有：你们的态度是指责泼冷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这话你自己说！…”

    张宗逊边讲，边接过许多递来的条子。这是“凑热闹”的秘书、参谋以及军区负责人递上来的条子，内容大同小异：“到底是军事冲击了政治还是政治冲击了军事？叫他看证据！”这些“凑热闹”的并不知道争论的背景，不知道一边有林彪，另一边有贺龙，他们只知道客观存在的现实。不过，这些条子也确实提醒了张宗逊。

    “既然你提出军事冲击了政治，那好，我们看看到底谁冲了谁！”张宗逊拿出训练时间表，向所有与会者展示：“过去军委有规定，军事政治的训练时间是三七开，政治三，军事七，总部只管这个原则，具体由下面安排。现在的实际执行情况怎么样我这里有统计，政治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时间。你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

    “是啊，你说到底谁冲击了谁？”

    “十三陵大比武决不是欺骗毛主席，谁那样说谁才是欺骗毛主席…”

    赖传珠、陈再道、王必成、皮定钧、秦基伟、黄新廷等军区领导人纷纷发言，或激烈，或诚恳，或含蓄，都认为“郭兴福教学方法”是正确的，大比武是毛主席肯定了的，普及“尖子”经验是毛主席提出的，不能推翻。

    结果，原准备开一天的会，开了四天大家还觉言犹未尽。

    是非已有公论，以忠诚著名的罗瑞卿为了维护副主席林彪的威信，在总结时说：“对林总的指示要全面理解，而不是片面理解。林总对去年的军事训练不是泼冷水，而是有预见，敲警钟。如果对训练中的缺点不纠正，就可能发生偏向。”

    会议一结束，罗瑞卿就赶去向林彪汇报。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他赞成贺龙的想法和做法，但也明白，必须处理好同林彪的关系，否则工作无法做。

    深更半夜，秘书紧急调车。昏黄的灯光下，叶群那过于饱满丰腴的身影在晃动，两只手喜欢作手势，胳膊挥动不停，嗓门高而亮，显得底气很足：“毛毯。还有被子，被子也带一床。”

    老警卫匆匆将毛毯和被子送上车。转回头时，林彪已经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严严实实地穿戴整齐走出来，司机和服务人员一看他的脸色和神情就知道他又犯病了，正在受失眠和神经功能紊乱的折磨。

    《病夫治国》的作者以为世界著名的国家领导人多数都是“病夫”甚至是患有奇病怪症；越是病得厉害，病得怪，治国越是方法怪得有特色。如果说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林彪大概可为一例；如果说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讲得有点道理，那么这道理应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多大难办多大事，能得那怪病多半是有特殊的经历和磨难，非一般人所能比。另一方面，怪病的折磨，既可以磨砺意志也可以影响和改变其心态，生出常人想不到的奇想，做出常人不会做的怪举动。

    林彪的病就怪得出格，科班出身的专家博士恐怕难有几个能诊出他的病，开适宜的药方。倒是他自己久病成医，摸索出一套以怪治怪，以毒攻毒的医方。

    比如他有时要闻闻燃磷的气味，有时要用抖颤不止的手送点砒霜人嘴，有时又需用些诸如鸦片之类的毒品。在“九一三”折朝沉沙之前，没有人嘲讽或指责他吸食毒品，反而是同情他身上那块伤疤，偏偏压迫着神经。若少点这种折磨，他的思维和行动会不会比历史已经演出的那一幕有点不同？

    他现在匆匆钻进汽车也是治怪病的怪法子。知情的人说是治病，不知情的人说是“夜游”

    “开车。”林彪有气无力吩咐一声就闭上了眼。

    “红旗”车驶出院子，在人迹渺渺的街道上加速，箭一般冲向城外。当路灯连串闪过，终于都落到身后，能够听到农村的狗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