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学篇 (第3/3页)

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博学寻求，没有不利于成就事业啊！

    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于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于做实事。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于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于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于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于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于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于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于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吧？

    人生在幼小的时期，精神专一，长成以后，思虑分散，这就该早早教育，不要失掉机会。我七岁时候，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温习一次，还不忘记。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搁置，就生疏了，但人会有困顿不得志而壮年失学，还该晚学，不可以自己放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cao、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曾参十七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于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学的，像夜里走路拿著蜡烛，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于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自然也就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于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邺下平定以后，我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应该多出气力，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应当以养为心，做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美，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从事于先正之道，继承了家世之业，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自己也愿意。”

    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