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韩篇 (第4/5页)

敬意，退掉了强大的秦军一样。

    治理国家的办法，所积蓄的东西有二个：一叫培养德cao，二叫培植武力。培养德cao，就是供养名望极高的人，以表示能敬重贤人；培植武力，就是供养力大的人，以表明能用兵打仗。这就是说文武都采用，德cao武力都具备。战事或者可以用高尚德cao来感化，或者可以用强大武力来征服。外部要用德cao来树立自己，内部要用武力来装备自己；仰慕高尚德cao的人可以不战而折服，抵毁德cao的人由于害怕强大的军队而退却。徐偃王修习和实行仁义，各地来朝见的有三十二个国家，强大的楚国听说这件事，就发兵灭掉了它。这是有德行，而没有武力准备的人。可见，德行不可能单独担负治理国家的任务，武力也不可能单独完成抵抗敌人的任务。韩非的政治主张不能培养德cao，徐偃王的德行不能完备武力，他们二人都片面，各有不足。从徐偃王忽视武力而遭祸，就能知道韩非一定会因忽视德cao而受害。

    凡是人都禀受天性，清高、污浊、贪婪、廉洁，各有各的cao行，就像草木各有各的本质，不能再改变一样，狂谲，华士不肯在齐国做官，就像段干木不肯在魏国做官一样。他们天生品行清高廉洁，不贪图富贵，并非是当时痛恨社会，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肯随便做官。即使不杀这些人，这些人的品行也是不可能效法的。姜太公杀了他俩，韩非认为是对的，这是认为人没有天生的品行，草木没有各自的本质。姜太公杀了他俩，假使齐国还有像他俩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因为他俩被杀的缘故，就不保持自身的清高；假使没有他俩这样的人，虽然供养他们，他们的品行终究不会感化别人。尧不杀许由，尧时的百姓也没有都在树上搭窝居住；周武王不杀伯夷，周朝的百姓也没有都隐居饿死；魏文侯到里巷对段干木表示敬意，魏国人也没有都闭门不出。由此说来，姜太公如果不杀狂谲、华士二人，齐国人也不会都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清高廉洁的品行，是人通过努力不能做到的。人通过努力不能做到清高廉洁，那么即使供养他们让他们努力去做，也不可能使他们得到鼓励而做到；如果人通过努力能够做到清高廉洁，用杀人的办法来禁止他们，是不可能使人们停止这种努力的。那么，姜太公杀他俩，对于教化百姓没有好处，白白地杀死了没有罪的人。赞赏没有功绩的人，杀死没有罪过的人，这是韩非不对。姜太公杀无辜，韩非表示赞同，这样说来，韩非的政治主张是用杀死无罪的人了。

    坚持不做官，未必有合适的罪名，姜太公就杀了他。如果出来做了官没有功绩，姜太公肯奖赏他吗？奖赏一定要有功绩才能授予，惩罚也要有罪恶才能执行。假使姜太公不奖赏出来做官而没有功绩的人，那么他杀了不做官而没有罪恶的人，就是错的，韩非赞同他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说法。不做官的人，本性廉洁少欲，喜欢做官的人，本性贪婪多利。利益欲望在心中不存在的人，则把爵位俸禄看成像粪土一样。本性廉洁，就会极其节俭，过分贪婪就会无止境奢侈。无止境奢侈，那么他想要的连君位也在其中。考察一下，古代篡权叛逆的臣子，少有清白廉洁的人。本性贪婪，反而能立功；本性狂妄，反而能轻生。积累功绩可以受重赏，过分奢侈会贪图君位。姜太公留下“诛不仕未有罪之民”的作法而离开人世，所以齐国有陈恒劫持并杀害君主的灾祸。姜太公的这个政治主张，导致了劫持杀害君主的作法。韩非赞同他的主张，这样说来，韩非的政治主张也是导致国家危险和灭亡的。

    周公旦听见姜太公杀了狂谲和华士，就指责这种做法不对，于是便亲自拿着礼物去看望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就像狂谲和华士之类。周公旦以礼待他们，姜太公却杀掉他们。周公旦与姜太公他俩的cao行，谁做得对呢？宋国有个车夫，马不走，就拔剑杀掉它并丢到沟里。再驾一匹马，马又不走，他又杀掉马丢到沟里。像这样干了三次。用这样的方法驯马，够厉害了，但不是王良驯马的方法。王良驾车，没有疲沓不走的坏马；尧、舜治理国家，老百姓没有作乱的。王良是驯服马的心，尧、舜是顺服老百姓的思想。人和人本性相同，人与马不同种类。王良能调理与人不同种类的马，姜太公却不能引导同本性的人。这样看来，周公旦敬重地位低下的人，跟王良驯马的作法是一样的；姜太公杀死狂谲和华士两人，跟宋国车夫杀马的作法是一样的。拿王良驯马的方法与宋国车夫驯马的作法，让韩非评论，韩非肯定认为对的是王良而指责宋国车夫。因为王良保全了马的性命，而宋国车夫则杀死了马。马被杀，不如保全它的性命；像这样，老百姓被杀，不如让他活着。假使韩非指责王良，自己就跟宋国车夫一样，要杀害好人了。如果他指责宋国车夫，宋国车夫的作法跟姜太公相同，这样，他一面指责宋国车夫，一面又赞同姜太公的作法，可见韩非的好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治理国家就像修养自己的品德一样。修养自己一生的品德，要是缺少给别人恩惠的品行，只有伤害别人的cao行，那么结交亲戚朋友就会交情疏远、关系断绝，把耻辱带给自己。用修养个人品德的道理来推论、比喻治理国家的道理，那么治理国家的道理应该是用道德。韩非主张靠刑法，专用它来治理社会，这就是主张修养自己品德的人，要采用伤害别人的办法。韩非难道不知道用道德是个好办法吗？而是他认为社会衰败事态改变，老百姓的心奢靡轻薄，所以制作法律制度，一心在用刑。世上不能缺少道德，就像每年不能断绝春天一样。认为社会衰败难以用道德来治理，就可以说因为年头荒乱，万物不能在春天生长了吗？君主治理一个国家，就像天地使万物生长一样。天地不能因为年头荒乱就让春天离开，君主也不能因为社会衰败就抛弃道德。孔子说：“有这样的老百姓，所以夏、商、周三代才能按正道进行教化。”

    周穆王时的社会，可以说是够衰败了，他用刑法来治理国家，混乱而没有功绩。后来甫侯规劝他，周穆王把道德记在心上，于是长久地统治着国家，功绩一直流传到后代。周穆王治理国家，开初混乱后来终于治理好了，并不是他在前糊涂昏庸，之后才高明的；而是先前用蚩尤的刑法，后来遵循甫侯的劝说。治人不能抛弃恩惠，治国不能废掉道德，种植作物不能离开春天，韩非想专用刑法来杀人，怎么行呢？

    鲁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