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期篇 (第2/3页)

，遂以破国亡身灭嗣，世皆谓之为恶所致。若此，明于善恶之外形，不见祸福之内实也。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长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无所改更。然而盗贼或多或寡，灾害或无或有，夫何故哉？长吏秩贵，当阶平安以升迁，或命贱不任，当由危乱以贬诎也。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安危存亡，可得论也。

    译文

    世俗的人认为古代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会稳定；君王不贤明道德教化被舍弃而衰败，道德教化衰败就政事失败社会动乱。从古至今论述此事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表现在尧、舜圣贤招致天下太平，桀、纣政治昏庸招致社会动乱而被杀。按照实际情况来评论，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凡“百石”以下和“斗食”以上的各级官吏，处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办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行得通行不通，老百姓安定与动乱，都是由“命”决定的。有的人才智高超行为廉洁，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却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远古时代罢免昏庸的官吏，提拔贤明的官吏，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也根据没有政绩而加以惩罚。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命”而推崇他们的“禄”，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重视他们的能力。

    那些论事者由于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是根据功效来评定官吏贤与不贤，就说百姓安定国家太平，是贤君的政治带来的；百姓动乱国家危险，是君王无道造成的。所以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出现时，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君王接受了责备并自我进行追究，精神思想愁苦不已，身心cao劳，而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消除。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良医能够施行他的针药，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是因为他遇到了暂时还不会死的人，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如果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毫无办法。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如同动乱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样。药力能治好病，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老百姓一样。这都有它的命数和时运，不能全靠人力去改变。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这是天命决定的！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据此说来，教化行不行得通，国家的安定危乱，都是由命数时运决定的，并不决定于人的力量。

    世道混乱百姓叛逆，国家的危险灾害，决定于上天，贤君的德行不能使它们消退。《诗经》上说周宣王时遭受大旱灾。《诗经》上说：“周朝留下的众民，没有一人不受罪。”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遗漏而不受灾害。如果周宣王只是个贤君，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那么仁慈完美的君王，谁也超不过尧和汤，然而尧却遭受洪水之灾，汤却遭受大旱之灾。洪水干旱是灾害中最厉害的了，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难道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吗？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出现这样的灾害。用尧和汤遭受的水旱灾害，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说明这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好坏所造成的。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灾害，那么国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并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带来的。

    贤君治理国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慈父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诫，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子孙是孝善的人，是家庭兴旺的表现；百姓平安，是国家昌盛的表现。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兴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同样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昌衰兴废，都是由天时决定的。以上说的只是关于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谈到痛苦和欢乐方面的效验。家庭平安老少欢乐，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物费用丰足的缘故。

    考察富饶的人，是因为他的“命厚”而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贤惠而获得的。人们都知道家境富饶处在安乐之中的人是因为他“命禄”厚重，却不知道国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于“历数”吉利所决定的。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君王无道造成的。国家该当衰乱，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时势该当太平，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天下的太平与动乱，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气数而不决定于教化。君王贤与不贤，政治清不清明，对此都不能加以改变。

    世人称颂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每户人家都有十年的积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也许事实不是这样，而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也或许是这样，但都不是由于政治造成的。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社会之所以造成混乱的原因，不是由于盗贼众多，到处发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