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高处_国界与自由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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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界与自由 (第2/7页)

民退、国退民进的国界。这个我在那本书里讲得非常详细,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没多久,政权意义上的国家把社会吞并了。不管是没收资本,还是没收知识,比如反右。原来社会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后来被国家吞并了“State”占领了整个国家,出门去外面都需要介绍信,很多基本的权利被剥夺,这种全面剥夺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成立国家,不是让它来占有社会,是让国家为我们服务的。

    国界和个人自由

    先回顾一个争论,1933年,董时进在《大公报》发表了《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他说话比较激烈,怎么抗日,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让他们上前线去死。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胡适非常生气,为什么?很简单,你要救这个国家,说到底是把大家救下来,但让百姓都去送死,为什么还要救国,干脆亡国好了。胡适很生气:“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去主张作战。”这也是胡适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绝不可以以集体的利益或者长远的目标等名义,让个体白白送死。“长远”这个词非常经不起推敲,如果把我们的目标定在非常“长远”的话,用“长远”来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我们可能什么事也做不了。比如“长远”都是要死,那么我们为了“死”的目标,现在就可以自杀了,就可以把这个目标完成了。胡适是从逻辑上来批评董时进的。

    董时进是被淹没了的一个人,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农学家,说他是中国三农研究第一人也不过分。

    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从精神来源上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美国接受学习,思想上有美国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实际上在中国他也有能够对接的精神资源。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多优秀的人,但后来独尊儒术,把原来很多东西都给淹没了,当然也包括儒家的一些东西。孟子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民为贵”把“民”当成人、人民“民为贵”的权利当人权,那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君为轻”主权高于政权或者君权。如果从这个脉络上来说,我们会得出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宪政国家的基础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传统找资源的话,就不用去找哈维尔的“人权高于主权”我们自己本土也有很多的资源。

    很多人都知道吕不韦。一提起吕不韦,会想起很多风流韵事,我相信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一些八卦的东西。八卦恒久远,一卦永流传。说吕不韦和皇帝的mama有染。当然吕不韦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现在讲资本家入党,从政,给政府修大楼,吕不韦就算是最早的“资本家入党”不过他投资的不是政府大楼、不是皇宫,他投资的是“zigong”直接投资皇帝他mama,一夜风流直接做了太上皇。这都是道听途说,是不是真的,在座的都不知情。吕不韦作案当晚,大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现场笑)

    吕不韦在历史上的贡献绝不止这些,他还号召门徒一起编修了《吕氏春秋》,我在看《吕氏春秋》的时候,找到一些文章,非常有意思。

    在此我讲讲《贵生》一篇里的三个故事。

    一个是越国的故事。很多人知道越王勾践“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之后的皇帝中,有三代都被大臣或者太子杀掉,其中一个皇帝叫“错枝”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看到上代皇帝被害死,自己要继承的时候很害怕,不想当皇帝,就跑,躲在一个山洞里,不肯出来,越国的臣民拿烟熏,就差往里面倒三鹿奶粉(现场笑),熏出来以后,大叫“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汽车”等着他,一直把他推到绍兴做国王。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被杀了。

    《吕氏春秋》里错枝的名字叫“搜”王子搜。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搜”呢,跟越国人去搜他有关,可能是最早的人rou搜索,也是最厉害的搜索引擎——“搜王”(现场笑)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观念,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们少的就是消极自由。我不想做国王,你非得让我做,正如“你不想自由,我强迫你自由”这是非常糟糕的。

    《吕氏春秋》里这个故事其实是说,即便全国人都想他做国王,他也有不做国王的权利。我们祖先在人权方面的智慧是非常高、非常大的。

    接下来讲另外一个拒绝做王的故事。尧的时候,尧把天下给一个叫子州(字支父)的人来管理,子州觉得自己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当国王管理天下?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前列腺炎还没好呢(现场笑),就不去了。尧也没有强迫他一定要来治理天下。《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段评价:只有那些不以天下为理由,来损害包括自由在内的任何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才能够担当天下。你要认为你自己也非常重要,做国王也不能能够伤害你,不能够因为别人要求你做国王,你就去做,要保护自己。在这个基础上说,不拿天下去害人,才能够真正担当天下。

    20世纪革命时,中国有的党员特别想救天下,把孩子都卖掉,为什么?筹集党费。你信得过这样打天下的人吗?为了革命能够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他也可能把你的孩子拿去卖掉;他不尊重自己的生命,去剥夺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正常的。他的逻辑是,我都能把我孩子贡献出去,把我的生命贡献出去,我收你一点地、一点粮食算什么?《吕氏春秋》中对谁来做王,有什么资格,通过什么方式,都有很好的叙述。既不通过天下来害自己,也不通过天下来害别人。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目的和手段。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讲国家是一个珠宝盒,国民是珠宝。我们总是把国家弄得特别华丽,搞奥运会、世博会,放焰火放得非常亮丽,但烧在空中的焰火再漂亮,都不如老百姓脸上的笑容灿烂,这是肯定的。不管怎么样,大家心悦诚服的高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成立国家,是让它来保护我们自己,就像珠宝盒保护珠宝一样,如果没有珠宝,就不叫珠宝盒,如果国家政府摧折人民,那就不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关于目的和手段,《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在追求目标时,如果手段是破坏性的,或者会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没有必要去追寻这样的目标。比如拿珠宝当弹弓打很远的一只乌鸦,你也许打着了,但损失了珠宝,别人也会笑话你。

    回到胡适,让老百姓白白送死,生命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国民都没有了,国家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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