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进入自由状态 (第2/4页)

主体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对立和矛盾也就已解决了。但是说得更确切一点，自由一般是以理性为内容的：例如行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好奇心的推动，知识的吸引，从最低级的一直到最高级的哲学见识，都只是发源于一种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为人可以用观念和思考来掌握的东西。…”

    “总之，人的身体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识和意志事实上都在这世界里得到一种满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体与客体的冲突，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

    马克思曾经说过“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黑格尔这段话就属于此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思想作了更详尽、更具体、更合理的阐述，归结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这一人人皆知的光辉命题。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与现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冲突，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准备从抽象的文学创作规律出发，这里我只谈我的感受。而要谈真切的感受，就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开始。如果我从我的.角度观察到的情况并不准确，那证明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可是我愿意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进入这种自由。

    有一种说法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当代文学，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运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期、也就是全国上下同仇敌汽，一致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祸国殃民的罪行时，不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那时有许多小说诗歌都被群众争相传诵，某些文学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众之中。发展到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里还借着前两年的势头，仍出现了一些引起读者兴趣的好作品，但逐渐地，如前一段时间那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显然地减少了；读者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小说诗歌的热情开始消退，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这样那样的不满；文学刊物的销售量普遍下降，文坛似乎呈现出一种“不景气”的局面。如果不说原因，只谈现象，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读者的社会心理变化和种种属于历史范畴的因素。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批评作家们脱离生活、远离政治、胡编乱造、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作更深更广的开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等。这也是个原因，诚然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仅仅是现象，不是实质。我们应该探求现象下更深的层次。

    我以为，这种现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体与和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关系上。

    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期，由于许许多多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深受过极左路线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矛头指向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就全然是他们心灵的流露；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路线，对他们来说不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们主体的要求；主体和客体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并且主体还正是要在这种必然性中发现和表现自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笔匆忙，没有精雕细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进入了自由状态，所以作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子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感。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全部变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感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感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进入到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具有极大的创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感觉到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方式，把主体和社会对主体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主体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会变成与作家相对立的外加的桎梏，使作家越来越感到有更多的界限和局限。即使作家自觉自愿地考虑社会效果，在创作中努力把握“分寸”